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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胡瑗的治國訓民及其教育主張
論文摘要：胡瑗在繼承孔孟政治理想的基礎上，更重視“王道”社會實現手段的多樣化，重視為現實社會服務。胡瑗認為，教育的首要任務就是傳播圣人之道，所以他高度重視“圣化”的治國作用。因此，他主張一方面要知人善任，廣納天下賢才；另一方面要依靠教育，讓學校培養的人才能夠更好地治理國家。
論文關鍵詞：胡瑗；學校教育；圣人之道；治國賢才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北宋著名學者、教育家、思想家，與孫復、石介合稱為“宋初三先生”。胡瑗的教育目的就是實現“王道”社會的理想，并在繼承孔孟政治理想的基礎上，重視“王道”社會實現手段的多樣化，重視教育為現實社會服務。
一、啟發愚蒙，統一萬民
胡瑗大興教育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要通過教育來啟發愚蒙，統一民眾的思想和意志。胡瑗認為，教育是行天下大道之舉。他說：“天之所以生圣人者，必將有以益于天下，而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舉天下之教化，行天下之大道也。”
在治理國家這一重大問題上，胡瑗一直強調剛嚴互濟。他說：“利物足以和義者，言君子法天霜露之氣而成就萬物皆有其漸，故始以仁義禮樂教之、導之，然民有不令不肖者，雖善教之，而終不能遷，則必用刑罰以整齊之，使不至于亂，而皆得其利又以漸而成治，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宜也。”顯然，在行仁義禮樂之教與用刑罰以齊之的關系上，胡瑗更強調仁義禮樂之教。就兵伐來說，兵乃兇事也，非不得已絕不使用。他舉例說：“秦之始皇，漢之孝武，隋之煬帝，皆貪一時之欲，恃一己之威，窮兵黷武，長征遠伐，使天下之男死不得緣南畝，天下之女疲不得就蠶室，而勞于饋餉，流離四郊，以至老母吊其子，幼婦哭其夫，怨毒之氣徹于骨髓，愁痛之聲淪于腸胃，此皆為寇不利之明效也。”明所以治理國家最好的辦法就是辦好教育，并通過廣泛的教育活動來提高人的素質，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首先，學校要發揮啟發愚蒙、去惡揚善的作用。胡瑗繼承了的傳統思想，強調改過遷善，所以他反復強調教育要引導人們“進善除惡”。胡瑗的這一思想是符合教育規律的。他說：“圣人之治天下，將禁民之邪，制民之欲，節民之情，止民之事，必于其利害未作，嗜欲未形，未為外物之所遷，而其心未動之前先正其心，而不陷于邪惡。”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必須依靠教育來提高人的素質。當有人已萌生邪念之時，如果教育能日以善德聞于不善之人，就會使之日遷于善，日除于惡。
其次，學校教育要發揮統一國家意志的作用。胡瑗認為，統治者要統一民眾的思想，形成統一的國家意志，就要通過教育來改善民風，讓“萬民之眾”服從國家的統一要求。他說：“學校之興莫過于三代，而三代之興莫過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糾。其有言異者誅，行異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四海之遠，萬民之眾，若符節之合，影響之隨，教化明于上，而風俗成于下也。而對三代之后的不正之風予以堅決批判：“三代而下，言治者稱漢唐，然未知先王教化之意，而人自為學。漢之士則黨同門，妒道真。唐之文則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則于教化固可知矣。”為此，他倡導用統一的思想如“六德”、“六行”、“六藝”等來教化民眾，只有這樣，才能讓天下的民眾學會自我節制，處困而不動心、不思邪，“以仁義道德充積于中”。
再次，學校教育要發揮歸順民心的作用。他說：“以圣賢之道，設為仁義之教；禮樂之化，以漸以摩，使之入人之肌膚，藏民之骨髓，然后天下之人皆合心畢慮，感悅于上也。”…胡瑗極力主張大興地方官學，提高民眾的封建道德，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秩序，以實現太平盛世的目的。他認為治理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傳播圣人之道。他說：“圣賢之人非茍柔邪佞媚，以取悅于天下之人，蓋上之臨下以仁義之化，行已之道，興天下之利耳。”所以他主張用“仁”來教民，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仁義”的教育推廣。他說：“蠱，壞也。蓋言三蟲食一皿，有敗壞之象。又言谷之積久腐壞者敗變而為飛蟲，亦蠱敗之象。夫物既蠱敗，則必當修飾之。以人事言之，則是風俗薄惡、教化陵遲而不綱紀也。方此之時，圣賢之人必以仁義之道施為而拯治之也。”對剛剛遭遇動亂之苦的天下百姓，更應該施以教化。他說：“夫圣賢之所以往伐首惡者，將以正天下之民也，其惡既除，其民如蘇，固不可加之暴猛峻之刑，以益苦之也，何則?夫民之被害既已久矣，染惡亦己深矣，故非亟而可拯也。必須化之以漸撫之，以慈與之解其倒懸，然后以漸而正之可也。”胡瑗認為，教民的最終目的是使民感悅，歸心于君王。而要使天下人對自己信服，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興仁義之教化。顯然，胡瑗己把仁義道德教育看成了救國的良方。
此外，學校教育要發揮促進統治者加強自我修養的作用。胡瑗繼承了的思想，他特別強調“正己”，尤其要求統治者以仁德正身、正天下。他說：“圣賢君子當是時，欲復有所濟，使民心之安，教化之興宜以仁義之道拯救之，是必先正其身，然后正朝廷朝廷正，然后正天下；必使天下人民事物各得其濟而獲亨通也。”從統治的角度來說，只有以德治國，才可以行堯舜之治，使百姓長壽幸福。他說：“君子有道德，可以升進而濟天下之民……若王者有至圣聰明之資，能察己之道德以升進于位而任用之，使其道行于天下，致君子于堯舜，躋民于仁壽，則君臣上下罔不賴其德而受其福慶也。”從具體行事人的角度來說，“君子之人，凡能畜積其德，韜藏其器，則無有括結凝滯之事，如是則沛然莫之能御也，以至凡有所施為，有所動作，必有所獲，所在必有所成功”。從對個人影響的角度來說，“好德者雖憂、雖貧、雖兇、雖短折，不害為君子；惡而弱者雖富、雖壽、雖康寧、雖考終命(善終)，不免為小人”。可見道德的好壞，對于國家、社會和個人都有著直接的影響，所以學校教育還必須促進統治者加強仁德修養，從而達到正己而正人的目的。
二、培養賢才，治國安民
胡瑗說：“圣人設為學校，天下之材，然后登之朝廷之上，任之以天下之事。”胡瑗認為，學校教育可以使人才“繼踵而出”。他在《松滋儒學記》中說：學校教育培養“其材之成也，大則可以論道經邦，小可以作而行事。其出也，可以長；其入也，可以弟。無他，蓋本于學校之教而已矣”兒。也就是說，學校教育可以讓受教育者皆能成才，大則可以擔當經邦治國大任，小則可以專而治事。
在胡瑗看來，治國必須要有賢才。因此，一方面要知人善任，廣納天下賢才；另一方面要依靠教育，用學校培養的人才來治理國家。胡瑗把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看成是解決人才問題的關鍵。他認為之所以成為圣人，也是受教育學習的結果。他說：“圣人君子，于思慮有所不善而能速改之，以至由小賢至于大賢，由大賢至于圣人。”所以他要求“君子之人，則當求圣賢之道，學圣賢之事業。廣其視聽，大其知識以充已之道。上思致君，下思利民而成天下之事業，則君子之道畢矣”。為此，他特別重視學校教育，他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職教化者在師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胡瑗的這段話論述了實現“天下之治”，即在維護、鞏固封建統治方面，人才和學校教育的重要性，闡明了人才培養的一些重要規律。
為了使學校教育真正發揮培育人才的作用，胡瑗認為學校教育要貫徹“明體達用”的思想，即注重培養內圣外王的賢才。他把“師儒”以“內圣”看成是學校教育的重要任務之一。胡瑗認為，“內圣”教育只是學校教育的一個方面，學校教育更重要的任務是培養“外王”之才。胡瑗不僅看到了教育的重要政治職能，而且看到了教育的其他諸多職能。同時，政治職能并不僅僅限于空口說道，還需要諸如、文化、軍事等各方面來施加影響。教育的這種職能，才是真正為政治服務。胡瑗的“明體達用”思想就是要使學生在懂得修身、齊家、安民、治國平天下道理的基礎上，把所學經義和才能通達于實際，運用于實踐。他說：“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雖萃聚之世，民已和會，然不可不有所備……如堯、舜、商、周之時，可謂極治矣，然猶立司馬、司徒、司寇、司空之職，以訓習兵戎。以是觀之，雖在萃聚之世、至平之時，亦當戒于不虞。此乃圣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道也。”可見，胡瑗以培養“明體達用”之才為辦學、講學的目的，與過去儒家們單一的以培養“圣賢”為教育目的有所不同，他更重視的是培養有才干的統治人才。
事實上，胡瑗在蘇、湖兩地設教多年，其問大膽改革，勇于實踐，創造了名滿神州的“蘇湖教法”，培養了大批有用之才。據有關資料記載，蘇州州學開始時只有20多人，50年后，學者成倍增加，為趙宋封建王朝輸送了很多人才，特別是胡瑗掌教以后，更是人才輩出。據宋代《登科進士題名錄》記載，端拱元年(988)程宿榜以及大中祥符八年(1015)蔡齊榜，登科者有謝降、胡獻卿、范仲淹等，除去早年的不算，僅天圣二年(1024)到紹興十五年(1145)，進士就有222名。如果從胡瑗掌教后算起，則有150多名，其問還培養了范純祜、程頤等名人。以蘇州為例，根據文獻記載，從北宋端拱元年(988)始，至南宋紹定二年(1229)止，歷時241年，蘇州共出了448位進士。從南宋建炎二年(1i28)至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歷時83年，蘇州共出了14位武進士，加上448位文進士，共計有462位進士。文風之盛一直影響到明清。
總之，胡瑗把培養人才的根本之策高度聚焦到了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上，同時胡瑗還認為，通過學校教育培養的人才來治理國家，可以防止“智小德薄之人”擔當大任，這就從更高層次上揭示了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與國家興衰存亡的關系，進一步突出了學校教育培養人才的重大意義。
三、齊之以禮，以矩正民
以禮來約束人、規范人，是胡瑗大興學校的又一個目的。他認為“正身”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禮”，而學校教育則可以通過“禮”教來讓人知道等級，懂得規矩，明白行為規范。如果教化不行，則禮義不著，他說：“民既有棟宇以避濕燥，有衣食以御饑寒，然則教化不行，禮義不著，何以成至治之道?故司徒之官所以教也，父之未義者教之以義，母之未慈者教之以慈，兄與兄則言友，弟與弟則言恭，人子之道孝悌而已矣。夫能教此五者，則天下莫不驅頑鄙之行，而臻廉讓之域也。”
胡瑗認為，“禮”是保持人們行為“合中”的調節器。他說：“人之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也。是以作為禮制以節之、教之，辨別其民之上下，安定民之心志，使為君為父為夫為長，凡在人之上者皆以恩威接于下；使其為臣子為婦為幼，凡在人之下者皆以柔順事于上。如此則上下之分定，而人民之志固定矣。”顯然，制禮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控制人的和節制人的行為。他認為：“君圣臣賢，上行下化，仁義禮樂著于天下，是國之文也。義母慈，兄友弟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閨門之內和諧肅穆是家之文也。圣人舉此文明之道，發于天下國家，以文成其治，使刑罰措而不用，兵革寢而不作也。”…所以治理國家，關鍵是施仁制禮。他說：“君子以至仁之德陶成天下，使一民一物莫不受其賜。是故于一家施仁，則一家之內愛敬而尊事之；一國施仁，則一國之內愛敬而尊事之，雖有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均使之不失其所，如此是為眾人之長也。嘉會足以合禮者，言天以盛夏亨通萬物，而萬物莫不茂盛，故君子施嘉美之道，使各得會聚，謂猶民物既已富庶，則不可以無節。故欲男女有別，則為之制婚姻之禮；欲上下交接而和樂，則為之制鄉飲酒之禮；欲其尊君賓王，則為之制朝覲之禮；欲其篤哀戚孝思，則為之制喪祭之禮。如是之類，是君子以嘉美之道而使皆合禮也。”尤其是居于宰相之位的高官要施文明章美之道。他說：“居公相之位，內總百揆，外統九州牧伯，而又作樂以興天下之和，制禮以正天下之序，施刑以懲天下之惡，為政以正天下之治，是皆內含章美之道，以通暢于四支，開發天下之事業，如此是文明章美之極至者也。”
胡瑗認為講求“正德”就要講“禮”，他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者，此廣明夫婦之道，必自陰陽為本始也。夫天地交錯而生萬物而有男女，男女既成則有夫婦，夫婦既正則有父子，父子既立則有君臣，君臣既正則有上下，既有上下，則禮義之道有所注錯。此正天下、治邦國，人倫之大本也。”從治家的角度來看，“夫為父有其道，為子有子道，以至兄弟、夫婦各有其道。是以父盡其嚴，子盡其孝，兄盡其友，弟盡其恭，夫盡其義，婦盡其順，如此則家道正矣”。胡瑗特別強調為臣者要盡人臣之禮，他舉例說：“人臣居于顯位，上而奉一人之尊，下而有百官萬民之責，內無覬覦僭竊之心，若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諸葛亮之于蜀主。此數君子是謂知終，終之于人臣之分，能存萬世之義也。”所以他要求不管君王對待自己是何等的威嚴與無禮，自己作為臣子都應該唯唯諾諾，以溫柔之禮來對待君王。在家庭中，兒子對待父親也是這樣，“一家之尊莫尊于父，一家之喜怒系焉。若為子者內盡其孝，外盡其禮，溫柔恭順以事其父，則父雖至嚴，亦將柔順而接之矣。況于下者有文以相接，有情以相親，其間縱有離間之心亦不可得而離間也……為臣子者果盡其心、竭其力、厚其禮以事之，則終不見其飭害也”。
胡瑗認為，天下社會是一個按“禮”運行的整體，所以無論是一家還是一國，都要按“禮”來行動。胡瑗所講的“禮”，本質上是一種等級制度，強調在下者對在上者的絕對服從，特別是天下對君的絕對服從。在下者必須按照在上者的規定來行動：“夫臣佐君而為治者，故君唱則臣和，君動則臣隨，以至凡出一號令行一政教，未有不承于君而后為者也。故賞罰盛饌莫非天子所有，臣下安敢為之，為臣者何有專盛饌賞罰之禮哉。”所以，由此看來，胡瑗所講的“禮”，既是一種等級制度，實質上也是一種規范。
總之，胡瑗非常重視“禮”的作用，他要求天下之事必須依“禮”而行，防亂也必須以“禮”為先。同時還要求為政者注重修身存禮，而學校教育就要承擔好“禮教”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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