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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形成、工業化與經濟增長：中國的轉軌特征
一、引言眾所周知，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是在沒有完整改革方案的背景下發生的，這本身就構成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因為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正統的“轉型教義”里，增長是徹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產物。不過，雖然正統的轉軌政策強調“一步到位”的改革計劃，但俄羅斯和東歐的轉軌經驗已經說明，它們的轉型經濟在這種方案下所經歷的卻是長時間的衰退而不是增長。正因為如此，早期對經濟轉軌的研究多集中于轉軌的比較學。這類文獻試圖說明的更多的還是中國的轉軌政策為什么避免了像俄羅斯和東歐那樣的經濟衰退。在這些比較研究中，中國經濟轉軌的“增量”特征對于理解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意義得到了普遍的認同（盛洪主編，1995）。但是，由于這個所謂的“增量”主要表現在新興工業化部門（特別是農村鄉鎮企業）的迅速擴張，因此，對于中國的漸進主義的轉軌政策究竟以什么可辨認的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在經濟學家內部便存在著解釋上的分歧。這個分歧基本上可表述為，鄉鎮企業部門的擴張在中國究竟應該理解為一種典型的經濟發展過程還是應該解釋為一種制度創新的努力？（注：威茲曼和許成鋼（WeitzmanandXu，1996）就典型地在制度創新的意義上來解釋鄉鎮企業的擴張。）
我們認為，理解上述分歧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在改革后的持續經濟增長是否已經顯示出顯著的“工業化”特征？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顯然不應該再像很多研究那樣僅僅考察鄉鎮企業部門，相反，我們需要研究經濟的增長學本身。因為在增長經濟學的框架里，增長過程中是不是表現出“資本深化”的趨勢是反映“工業化”特征的重要信息。
在本文，我們構造和依賴的基本理論是，對于一個以重化工業的過度發展為特征的計劃經濟而言，“增量改革”或鼓勵新興工業部門的橫向進入所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改善資源在部門間的配置效率。因此，在邏輯上，中國在改革后的高速增長似乎就應該主要由資源在部門間的再配置所產生的靜態收益增量來解釋。可是，根據一般均衡的原理可以推知，靜態配置效率的改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而趨于下降。例如，農產品計劃價格的自由化在其初期雖然將大大提高產出水平，但是隨著計劃價格向市場價格的“并軌”，產出的增長將遞減。（注：感謝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經濟系的哈勒根（W.Hallagan）博士在與我討論時提到的這個論點。）以此而論，資源從低收益率部門向高收益率部門的轉移所推動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就可能是“一次性的”。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缺乏持續的和動態的改進機制（通常可以由“動態效率”的度量指標TFP的估計來檢驗），那么，資本的迅速而持續的積累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推動經濟進一步增長的源泉，而這個過程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工業化”。當然，我們知道，正如東亞的增長模式所表明的那樣，依賴持續的“工業化”的增長方式不是可以長期維持下去的（Young，1994）。
本文認為，這個解釋框架對于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實現機制具有重要的意義。為了尋找支持這個解釋框架的證據，在經驗上，一個重要的觀察量標是資本形成相對于產出的速度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時間變動模式。因為，根據由索洛（Solow，1962）發展起來的標準的理論，假如動態效率或“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率表現顯著，那么，正如大多數市場經濟所經歷的那樣，資本的形成與產出將保持基本一致的增長關系，從而資本—產出比率在長期將維持穩定和下降的動態模式（布蘭查德和費希爾，中文版，1998；Young，1994）。因此，檢驗經濟的增長是否主要為持續的工業化所維持的一個重要依據是觀察資本-產出比率是否經歷了典型的上升趨勢。
在中國，增長的可持續性引起了我們的特別關注（張軍，2002）。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雖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長記錄，但是在過去的10年，增長率似乎表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而且要繼續維持第一個轉軌10年的增長速度變得越來越困難。在圖1，GDP的增長速度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持續朝均值靠近并在90年代中期以來持續低于均值。作為一個完整的增長畫面，圖1不僅顯示出了中國經濟在改革初期所經歷的高速增長的波動曲線，而且我們還注意到了過去10年來這個增長曲線所表現出的持續下降的表征。我們認為，解釋改革后期中國經濟增長的任何經濟理論不僅要能夠解釋它的持續的高速增長，而且要能夠解釋它的增長的可持續性。
附圖
圖1中國的GDP增長率（1979-2001，離差值）
本文安排如下：在第2節，我們將討論一個簡單的概念框架，借助于它，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和理解市場化轉軌過程與轉軌后的經濟增長的關系。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工業化特征的實證分析安排在第3和第4節，在那里，我們分別計算和估計了資本—產出比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的時間變動軌跡，并考察了資本深化的進程。最后是本文的結論。
二、簡單的理論框架
為了從理論上厘清中國改革后時期的經濟增長是怎樣發生的，我們首先在理論上區分靜態的“配置效率”概念與“動態的”或“技術的”效率概念，然后我們說明并演示靜態的配置效率的改善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式。我們認為，配置效率的改進在以“增量改革”為特征的經濟轉軌初期可能推動經濟的增長，但它可能最終導致資本的深化過程，提高資本-產出比率，從而降低產出增長率。
附圖
圖2配置效率、動態效率與增長
圖2中，生產的可能性邊界為PPF，橫軸表示產品H的數量，H為資本密集的產品或者重化產品。縱軸為產品L的數量，L是勞動力要素比較密集的產品或者為消費品。PPF可以理解為一個經濟所可能實現的最大的潛在生產能力。假設兩種產品H和L之間的市場價格線由通過C點的切線表示，其斜率即為兩種產品的價格比率。我們在這個圖上給出點B、C和D。改革前的初始經濟結構用過度投資重化工業的點B來表示。根據經濟學的一般定義，我們把B點向C點的移動定義為靜態的配置效率的改善，因為這個移動將滿足兩種產品的轉換率之比與它們的價格比率相等這個均衡條件（在C點，PPF線的斜率與市場比價線的斜率相等）。另外，我們把從D點向C點的移動被稱為“動態的”或者“技術的”效率改進。因為點C處于PPF線之內，因而從C點向A點的移動可以理解為生產可能性邊界線（PPF）的外移。
現在我們可以來刻畫并討論中國的“增量式”轉軌與經濟增長之間可能的關系。所謂“增量改革”，是相對于“存量改革”而言的，是指用新增加的資源或收入按市場信號進行配置并從邊際上對被扭曲的經濟結構進行修正，從而改善資源的配置效率，實現產出的增長（林毅夫等人，1994）。根據這樣的定義，我們在圖2中用B點向A點的過渡來表示這個“增量”改革的含義。很顯然，根據這一定義，“增量改革”是通過將新增的積累向受抑制的部門配置，即通過在邊際上矯正被扭曲的經濟結構的方式來推動產出增長的。（注：林毅夫等人（1994）指出：“新增積累越是向受壓抑部門傾斜，增長速度越快。事實上，由于在傳統發展戰略下，重工業被置于優先發展的位置，農業、輕工業和第三次產業的發展受到抑制，使后者得以在改革開始后成為承擔增量改革功能的主導部門，并獲得了迅速的增長，使改革及時獲益。”）
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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