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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產業集群理論綜述
一、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背景
按照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在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的世界，比較利益決定國際貿易模式，而人口增長等外部因素則決定經濟的增長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貿易和長期經濟增長的現實表現展示出一個與新古典理論所預測的相當不同的經濟圖景。標準國際貿易理論主要以新古典經濟學所假設的世界為基礎，即標準化的靜態均衡模型、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這對以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和歷史積累作用為基礎的聚集經濟沒有任何理論上的解釋空間。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在解釋行業內貿易、專業化和無限增長方面獲得長足進展，對傳統貿易與增長理論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補充。新貿易理論所揭示的專業化與貿易機制及新增長理論所闡明的“無限增長”原理與傳統經濟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現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這三方面理論之間的距離。以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理念為基礎的新的方法開始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特別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將張伯倫壟斷競爭形式化之后，催生了新貿易理論與廠商的區位選擇論。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建立了一個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模型(Dixit-Stiglitz，簡稱D-S模型）。在該模型中，運輸成本以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①形式內生。對于消費者而言，他喜歡多樣化的消費，而對于生產者而言，由于產品生產的規模越大成本越低，因此產品的品種越少越好。為了實現足夠的規模經濟，每個企業都想使自己的產品獨占一國的消費市場，為使運輸成本最小化，他便傾向于將區位選擇在市場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場需求又取決于所有其他企業的區位選擇。由此，該模型的邏輯結論是，一個統一的規模擴大的市場更能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從而使這一兩難沖突的解決空間增大。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費者對多樣化消費的偏好意味著消費品種類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產上的規模經濟，廠商應該盡可能把一種產品的規模做大，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把一種產品規模做大，意味著消費品種類減少，或者說增加消費品種類，意味著產品生產規模的縮小，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就存在兩難沖突；如何解決這種兩難沖突，辦法是使人口規模和（或）資源增加，而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正具有這種功效。這一模型講述了一個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沖突的故事，他們發現即使兩國的稟賦條件相同，也沒有李嘉圖的技術比較優勢，但如果存在規模經濟，則兩國也可以選擇生產不同的專業，開展分工和國際貿易。D—S模型為解決復雜的經濟地理問題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克魯格曼曾說“天賜神物或來自真實世界的神物很驚喜地在經濟地理和國際貿易理論這個獨特的領域中被發現。”
自20世紀 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 (D—S模型)和新貿易、新增長理論研究的三次波濤的強大推動，作為經濟學領域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長。如果說，赫爾普曼 (Helpman.E.)與克魯格曼(1985)關于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的著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和格羅斯曼 (Grossman)與赫爾普曼(1991)關于內生增長的著作《全球經濟中的創新和增長》促成了這一新的研究領域的形成并為其發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魯格曼(1991)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報酬遞增和經濟地理》和藤田(Fujita M.1988)在《區域科學和城市經濟學》上發表的《空間集聚的壟斷競爭模型：細分產品方法》，則完成了對D—S模型空間意義的解釋，可被視為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開山之作。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源于20世紀80年代對新國際貿易理論和競爭優勢經濟學的研究。這種“新經濟地理學”吸收了城市經濟學、區域科學和經濟區位論等有關空間經濟的傳統思想，結合產業組織理論有關不完全競爭和收益遞增模型的最新進展，試圖構建“空間經濟”的理論體系。它比較注重國際經濟學與地理區位及運輸費用（貿易壁壘）的關聯，強調規范的模型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復雜的空間經濟模型，以模擬產業集聚的向心力和離心力的相互作用，尋求產業集聚持續發展和多重均衡實現及被打破的條件，強調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歷史和偶然事件、路徑依賴等在產業集聚和區域發展中的作用。從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來看，它與傳統（或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相比較，最大的特點是吸收了經濟區位論關于空間集聚以及運輸費用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它強調由規模經濟和運費的相互作用產生的內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產要素的不可移動性等帶來的與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二者對空間經濟活動的影響（見表1）；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報酬遞增思想、復雜科學所強調的路徑依賴和“鎖定”等概念以及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模型（D-S模型）。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主題主要有兩個，即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的“空間集聚”和“區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數學定量分析，將現實中的現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了大量的數學模型，這些模型包括：中心—外圍模型、國際專業化模型、全球和產業擴散模型、區域專業化模型及歷史和期望對區域發展影響的模型等。
二、克魯格曼對產業集群的有關論述
新經濟地理學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前提下，用規范的數學模型分析了企業規模經濟、市場外部經濟、交易運輸成本、工資等相互作用過程所決定的制造業的集群動態過程。馬歇爾之后，產業集群理論研究在主流經濟學中沉寂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有經濟地理學仍然在關注產業的區域集聚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理論為產業集聚的產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釋。克魯格曼(1991)認為:空間問題沒有引起主流經濟學家的真正重視是因為缺少精確模式分析報酬遞增的假設，他把空間思想引入正式的經濟分析，是繼馬歇爾之后第一位開始把區位問題和規模經濟、競爭、均衡這些經濟學研究的問題結合在一起的主流經濟學家，并對產業集群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他認為，經濟活動的聚集與規模經濟有緊密聯系，能夠導致收益遞增。克魯格曼從理論上證明了工業活動傾向于空間集聚的一般趨勢，并闡明由于處在環境的限制，如貿易保護、地理分割等原因，產業集聚的空間格局可以是多樣的，特殊的歷史事件將會在產業區形成過程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克魯格曼以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為假設前提，在D-S模型基礎上加入勞動力流動與要素報酬之間的累積因果關系—— 即勞動力越集中的地方由于壟斷競爭的特性，其要素報酬也越高，從而越吸引勞動力的集中——如此便可以解釋產業集群的形成。克魯格曼在D-S模型的基礎上從經濟活動的內部機制來解釋經濟活動的集群現象，強調產業“中心”的內生性和競爭均衡的思想，認為產業集聚是由企業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生產要素移動通過市場傳導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
克魯格曼(1991) 在總結哈里斯 (Harris，1954)的“市場潛力”理論與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場規模與區域產業范圍間循環關系為基礎的進口替代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遞增收益與經濟地理》一文,并建立了他的中心—外圍模型②(the core-periphery model)，認為兩個對稱的區域會分別發展成為核心和周邊區域，從而揭示了經濟地理聚集的內在運行機制。克魯格曼在模型中指出有兩種力量決定著經濟行為和經濟要素在空間上是收斂還是擴散：向心力（centrepetal force）以及離心力（centrefugal force）。向心力使得經濟活動和經濟要素在空間的分布反映在產業層面上就是產業集聚，這也是新經濟地理和空間經濟學非常重視產業集聚的原因。在中心外圍理論模型中克魯格曼認為行業地理集中主要受三種效應驅動。一是市場準入效應，即壟斷廠商總是將其生產安排在大市場同時并向小市場出口的趨勢；二是生活成本效應，它分析了廠商區位對當地生活成本的影響，在有大量廠商集中的地區商品價格相對較低，從而會吸引大量的消費者聚集在該地區，進而節約了消費者的生活消費支出；三是市場擠出效應，在存在競爭的情況下，廠商總是向競爭者相對少的地區集中，也就是說，大量廠商集中在一起的結果，就會使得該地區的一些廠商向廠商相對較少的地區移動；前兩種效應的合力形成聚集力，它有利于廠商和消費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相互促進；后一種效應則形成離心力，促使廠商在地理上的擴散。該模型的主要經濟思想是，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區域，由于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②，會出現一種自我持續的制造業集中現象，經濟規模越大，集中越明顯。運輸成本越低，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在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越明顯，越有利于集聚，“中心—外圍”結構的形成取決于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區域國民收人中的制造業份額。這一模型說明了一個國家或區域為實現規模經濟而使運輸成本最小化，從而使得制造業企業傾向于將區位選擇在市場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場需求則又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中心一外圍模式的出現依賴于運輸成本、規模經濟與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新經濟地理學最重要的基石和假定是任何制造業產品都具有運輸成本。這一運輸成本是廣義的，它包括看得見的運輸網絡形成的有形運輸成本，也包括地方保護引起的非關稅貿易壁壘（即經濟一體化的反義）。從直觀上看，制造業之間有上下游聯系的產業如果能集聚在一起，則能減少中間投入品的在途損耗、縮小運輸成本，從而降低中間投入品的價格，因此廠商有內在的沖動集聚在一起共同分工協作，這種產業集聚效應的力量稱作“價格效應”或 “制造業前向聯系”。另一方面，廠商具有內在沖動集聚在一起生產，形成產業集群，各專業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區域內，產品種類數增多、市場規模擴大；制造業產品從出廠到消費者手中，運輸成本降低，工人的名義、實際工資均高于其他非產業集聚區，非產業集聚區的勞動力受工資的誘惑而向集聚區內遷移，這一集聚力量稱為“市場規模效應”或“制造業后向聯系”。新經濟地理學的核心思想是報酬遞增、運輸成本與要素流動之間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向心力導致兩個起先完全相同的地區演變成一個核心與外圍的產業集聚模式，其中的關鍵是保持對勞動力流動的高度彈性。中心—外圍模型的結構內容是，兩個地區與兩個部門，兩地區最初是完全相同的，兩個部門分別是報酬遞增、產品具差異性的制造業與報酬不變、產品同質的農業部門。其中兩部門使用的生產要素都是勞動力，同一地區內的農民不能向制造業部門流動，反之亦然；但制造業部門的工人卻可以實現跨地區的在同一部門內流動。中心—外圍模型揭示了產業地理集中形成的重要特征：在初始均衡的兩個地區，隨著貿易成本的逐漸降低，當聚集力大于離心力時，勞動力的移動最終會導致產業的不對稱地理分布。在這一過程中，最初貿易成本的削減對廠商生產區位并沒有任何影響，當貿易成本一旦下降到“均衡點”，聚集力將起主導作用，所有的產業則會移到一個地區，而此時勞動力和產業區位的轉移并不是逐漸發生的，而會發生突變。中心—外圍模型的意義在于它可以預測一個經濟體中經濟地理模式的漸進化過程，初始狀態時，一個國家的地理區位可能有某種優勢，它對另一地區的特定廠商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導致這些廠商生產區位的改變，一旦某個區位形成行業的地理集中，該地區的聚集經濟就會迅速發展并獲得地區壟斷競爭優勢。
新經濟地理學特別強調和關心“貨幣外部性①”，大多數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都是建立在“貨幣外部性”基礎上的。作為新經濟地理學代表人之一的克魯格曼(1991)認為，技術創新并非是驅動產業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貨幣外部性”推進的產業集聚卻相當普遍；“在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外部經濟的重要性程度就更廣泛一些，尤其是與市場規模效應變化有關的外部經濟”。此外，技術和知識溢出是無形的，難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術狀況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設。因此，新經濟地理學將建模的重點放在“貨幣外部性”之上。但并不能據此得出新經濟地理學否定技術外部性存在，只將外部經濟局限于市場外部經濟的狹窄范圍的結論。克魯格曼（1991）認為，正是與供給、需求相關的貨幣外部性導致了制造業的地理集中和中心——外圍模式的形成，他認為，在完全競爭性一般均衡中，貨幣外部性不產生福利影響，也不會產生動態性問題。但在不完全競爭和收益遞增的假設下，貨幣外部性則起著重要的作用。
克魯格曼(1996)還建立一個動態多區域模型( “race track economy”model)來解釋在空間結構均衡時動態力量趨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離分布的集聚點(城市)。他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區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區域經濟體系中各個結構部分呈環狀等距離分布，認為運輸費用僅僅受環形周長的影響，制造業的同一布局總是處于均衡分布狀態。地平面并不是穩定不變的，集中的區域環形分布會產生輕微紊亂的地平面，自發演化出一個或多個制造業群。這樣，制造業區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而這兩個最終集中布局區域特征正好相反。
1999年，麻省理工學院又出版了克魯格曼的新作（與Masahisa Fujita和Fujita Venables合著）《空間經濟：城市、區域和國際貿易》（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該書概述了過去十年來關于空間經濟及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的最新成果，不僅將經濟活動的空間定位與克魯格曼早期的“新貿易理論”聯系起來，而且也建立了嚴謹而精致的空間基本模型。在這之前的關于空間的經濟學理論，都有一個致命的缺陷：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那種存在收益遞增時的市場結構。他們的模型均是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這些便利假設條件下的分析，沒有找到某種方式來處理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的問題，這使得空間問題過去一直是主流經濟學中的一個盲點。
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產業集群模型中。克魯格曼的產業群模型是基于以下事實：企業和產業一般傾向于在特定區位空間集中不同群體，不同的相關活動又傾向于集結在不同的地方，空間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與產業專業化有關。這種同時存在的空間產業集聚和區域專業化的現象，是在城市和區域經濟分析中被廣泛接受的報酬遞增原則的基礎。當企業和勞動力集聚在一起以獲得更高的要素回報時，存在本地化的規模報酬遞增為產業群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基礎。不過，這種遞增的要素回報只在集聚發生的區位的有限的空間領域中表現出來。因為遠距離的交通費用和空間通訊費用決定了這種凈收益的增長是有界限性的。于是，本地化的規模報酬遞增和空間距離帶來交易成本之間的平衡，被用來解釋現實中觀察到的各種等級化的空間產業格局的發展。
克魯格曼的產業空間聚集模型假設工業生產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點，農業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在此前提假設下，區域工業生產活動的空間格局演化的最終結果將會是產業空間聚集。這從理論上證明了制造業（工業）活動傾向于空間集聚的一般性趨勢，并闡明由于外在環境的限制，如貿易保護、地理分割等原因，產業區集聚的空間格局可以是多樣的，特殊的歷史事件將會在產業區形成的過程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現實中的產業區的形成是具有路徑依賴性的，而且產業空間集聚一旦建立起來，就傾向于自我延續下去。克魯格曼的工作實際上為主流經濟分析理論框架下研究產業空間集聚形態的多樣性開辟了空間，證明了經濟發展中，“區位是重要的，市場結構對產業區位格局和貿易關系的影響仍然重要，尤其是跨國生產組織中出現大量的中間產品交易和差別產品市場的不斷細分，使得市場因素在地區間貿易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實際上市場結構的轉變反映了地方專業化的趨勢。”克魯格曼的模型為人為的產業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論依據，產業政策有可能成為地方產業集聚誕生和不斷自我強化的促成因素，包括貿易壁壘也可以改變產業分布的現實格局，不過產業政策或貿易保護措施只不過是各種影響地方產業集群形成與演變的因素之一，并不能必然導致政策制定者的預期愿望，產業集群發展所依賴的不確定因素是很多的。也就是說，克魯格曼將最初的產業集聚歸于一種歷史的偶然，初始的優勢因“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①而被放大，從而產生“鎖定”（Lock-in）效應，因此不存在空間上各要素報酬趨于相等的自動均衡，集聚的產業和集聚的區位都具有“歷史依賴”性。內部的和外部的規模經濟，給集群內企業帶來的集群外企業無法取得的收益誘使集群外企業紛紛攜帶資金、技術、勞動力等資源向集群靠攏，使得路徑依賴更為強烈。由于外部經濟規模的存在和路徑依賴的存在，使得在集群形成前就進入的企業可能面臨著更多的成本，產生出更多的外部性，而后來的企業往往可以免費享有這種外部性。在克魯格曼看來，收益遞增和運輸成本節約是產業集聚重要的“向心力”，并且這種“向心力”會在路徑依賴和自我預期的作用下產生累積效應，從而形成“中心—外圍”的空間結構并強化這種區域的不均衡發展。但是，產業集聚也存在一些“離心力”，如某些生產要素的不可移動性、集聚的外部不經濟（擁擠）、地租的巨大區域差異等。因此，產業集聚是在向心力與離心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發展的。
克魯格曼是第一位把產業集聚與國際貿易因素緊密聯系起來研究的經濟學家。他指出：產品的貿易活動實際上間接地起到了生產要素貿易的作用，無論生產要素最初的分配狀態如何，通過貿易活動，總會使某些產品的生產集中于某些工業區。產業集群中的外部規模經濟因素在他的眼里是一種開放經濟的狀態，是各國產業選擇和取得優勢的決定性因素。這一點和他的“新貿易理論”是吻合的，即各國的貿易優勢來自于各國內部的地區產業分工和在此基礎上所能達到的規模經濟的程度。克魯格曼將貿易理論和區位理論相結合，用模型化的方法通過嚴密的數學論證從深層次上揭示了產業集聚發生的機制，他第一次通過數學模型分析證明了工業集聚將導致制造業中心區的形成，彌補了馬歇爾和韋伯觀點的不足。
克魯格曼非常強調歷史的偶然（small accidents of early history）對經濟地理形態的影響，這樣，既然產業集聚是經濟地理形態發生變化的主線，因此，用“歷史的偶然”的觀點來解釋產業集聚形成也變得越來越流行。克魯格曼也承認制度的重要性，認為集群往往是一個技術創新所導致的報遞增的結果，技術創新帶有偶然性，來源于產業集群區域的文化、創新精神以及提供激勵機制的制度環境。技術創新為本地經濟提供新的增長點，借助于制度創新提供的良好的發展環境，該增長點就會憑借技術溢出、知識溢出等報酬遞增優勢逐步發展壯大，成為一個產業。圖1總結了克魯格曼關于產業集群的過程機制。
三、其他新經濟地理學者對產業集群的觀點
克魯格曼以外的其他新經濟地理學者對新經濟地理學產業集群理論的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不斷地拓展這一逐漸走向經濟學主流的研究領域。貝爾托拉(Bertola,1993)應用內生增長模型來介紹資本及勞動力的轉移，如何通過各地的報酬遞增使一些地方經濟活動在損害其他地方的基礎上逐漸集聚與增長，他的模型認為可以通過增加要素的流動促進歐洲的經濟聯合，并將導致產品在更大范圍內的地理集聚。波斯瑪（Boschma，1994) 認為，建立在新知識和新過程生產基礎上的新企業相對來說具有區位選擇的自由，但是，一旦其位于某區域，新企業及其相關的經濟活動便表現出路徑依賴的特征，從而影響著該地區集群的形成。恩格爾曼與瓦爾茲(Englmann and Walz,1995), 瓦爾茲(Walz，1996)應用有關內生技術進步的模型來解釋地方上的研究與開發如何產生一個空間集聚過程。他們的研究表明，由于地區間要素的流動性與廠商對不完全可貿易中間產品的多樣化偏好，那么僅僅因為擁有中間產品數量多寡初始條件的差異，中間產品與最終產品垂直的產業聯系便會導致生產和創新活動的區域性集中，區域經濟增長源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及由此產生的持續的生產率提高。沃納斯伯爾(Venables,1996)把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作為區際貿易新類型的基礎，發展了跨區域貿易的產業集群理論。他認為，假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如果中間性商品受到規模經濟和運費的影響，生產過程中所引起的區際經濟分化必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制造業門類的區域能為中間性商品提供比較廣闊的市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趨向于區域一體化集中，從而使下游生產具有成本優勢，并強化這種優勢，循環往復。沃納斯伯爾(1996)從上下游產業間的投入產出聯系也會促成集聚，即通過制造業中間產品“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促成廠商的集中而形成產業集聚而生產要素流動和投入產出的聯系作為經濟集聚的機制，其背后首先是生產要素集聚，正是資本和勞動的集中才形成形式上的產業集聚。產業的空間集聚以相同的演化原理可以體現在不同的層次上：在一個區域內第一產業與第二、三產業因集聚而造成的分離導致城鄉分開；一個國內制造業或服務業在某特定地域內范疇的集聚導致產業地方化；在國際范圍內，某種制造業或服務業在某一個或幾個國家內集聚導致國際專業化。沃納斯伯爾(1996)憑借產業間的直接“投入—產出”聯系假設建立起國際專業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設，在由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國家之間雖然不存在勞動力的流動，但是可以進行貿易。假設各個國家具有相同的稟賦和生產技術，擁有農業和制造業兩個生產部門，勞動力可以在國內部門間流動。農業部門為完全競爭型，農業產出為單一投入—勞動的增凹函數。制造業部門為不完全競爭型，使用勞動和中間產品的組合作為投入，廠商之間存在直接的“投入—產出”聯系，每一廠商的產出既作為提供給消費者的最終產品，又作為所有其它廠商所需要的中間投入品。制造業作為中間商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身份使得與傳統集聚有相近邏輯的國際專業化過程得以發生。藤田和莫瑞(Fujita and 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業經濟體系中的運費與規模經濟差異，認為經濟體系會自動發展為一個中心地體系，他們(1996)對沃爾特•克里斯塔勒 (Walter Christaller，1933)①的中心地等級體系模型進行了修正，通過構建基礎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后，發現人口增加會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個長而狹窄的經濟體系產生，并沿著一條線逐漸向外擴展，形成多城市空間。與古典區位論一樣，這些研究都強調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外部經濟對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所不同的是，克魯格曼更強調由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與市場供求相連的貨幣外部性的作用。格斯貝茨與施姆茲勒（Gersbach & Schmutzler,1999)通過兩階段雙寡頭壟斷模型(two-stare duopoly model)探討了存在產業外部與內部外溢效應條件下的生產與產品創新的地理分布。他們認為，遞減的聯系成本支持著產業的聚集，同時也存在產品創新的多重均衡。沃納斯伯爾與李茂(Venables and Limao, 1999)在利用傳統的李嘉圖及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HO貿易模型）并將運輸成本納人到理論中去時，發現要素察賦與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確定貿易方式及生產方式的充分條件，國家或區域的位置——特別是與市場中心的距離及物品的運輸成本，對貿易方式或生產方式也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是，市場中心的位置與要素的稟賦狀況無關，它是外生決定的。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活動的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度與運輸密集度。馬丁(Martine，1999) 研究了聚集經濟條件下的區位競爭問題。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在最初的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對其他企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參與最初區位競爭的第一個企業雖然可以獲得較大的財政激勵，但隨后的其他企業卻能夠從該區域的產業聚集形成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在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為隨后進入的廠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同一區位的廠商數目會隨著外生的相對成本優勢和內生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從拉馬克主義的(lamarcism)①意義上說，廠商和其他組織作為積極活動的主體，不但使它們的經濟行為適應外部環境，而且它們也同時改造外部環境以適應發展的需要。不可否認，地區區位的一般因子對新產業的布局有著重大影響，但是，正是由于新產業的創造性過程將地方一般化要素轉化為特定化要素，使該地區產生了比其他地區更大的產業吸引力，從而導致產業集聚自我循環累積下去。因此，新產業空間的形成不是一個主體決定過程，而是一個常常帶有經濟活動主體無意識影響、外部經濟城鎮化導致的規模收益遞增過程，在競爭中獲勝保持領先地位的地區并不一定是起初經濟最有效率的地區。鮑德溫(Baldwin,1999)指出，由于新經濟地理理論關注勞動要素的自由流動與產業的垂直聯系，因此集聚的向心力量有兩種:需求聯系與成本聯系，據此建立了新經濟地理學復雜的集聚模型。鮑德溫認為，僅僅根據前向聯系的內生資本產生的需求聯系效應建立的簡單模型就可以分析產業集聚的許多動態問題，如貿易成本與產業集聚、區域自由化與產業集聚等。波斯瑪和蘭布（Boschma & Lambooy,1999)認為，偶然性事件和規模收益遞增，與環境選擇相比較，更有利于解釋新企業的區位選擇以及由此帶來的高新技術產業空間的形成。如果說克魯格曼（1991）重點研究了規模經濟是產業集聚的前提的話，Henderson（1999）則對規模經濟的來源進行了分析。他指出規模經濟來源于企業之間關于投入市場和產出市場信息的交流，如哪個供應商的成本更低、質量更好、新產品和新技術的信息，以及對公共產品的成本的共同承擔，如果行業需要較大金額的中間產品投入，由眾多企業進行分攤更利于企業發展。此外，在研究開發中，相比前期研究，后繼研究往往風險更大，成功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各企業之間的戰略聯盟對企業有很重要的作用。大的規模無疑對信息分享、公共產品負擔以及研究開發的聯盟有重要作用，這是規模經濟重要的表現方式之一。此外，Henderson（1999）還指出，專業化城市產業更依賴于區域化經濟，因為這種專業化城市可能就以生產某種標準化工業產品為主，更依賴于行業內的集聚；而大都市的產業集聚更依賴于城市化經濟，因為大都市中的產業，如高新技術產業、處于產品生命中期的成長階段的、未標準化的產業需要的是差異化的市場環境、豐富的人力資本、巨大的市場容量等。專業化城市和大都市集聚對規模經濟的要求是不一樣的。Henderson 、Shalizi和Venables(2000)從經濟發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討產業為什么會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脫離集群的后果等問題。為了解釋以上問題，他們對國際和國內經濟的地理特征進行了實證研究。Romano, Passiante和Elia（2000）分析了29個虛擬群，用組織接近的概念來代替傳統的地理接近概念，認為組織接近是虛擬群形成動力的新來源，而組織的接近則通過供應鏈和客戶關系管理來實現。他們突破傳統的產業聚群的地理限制，利用信息通訊技術的進步把產業聚群置于全球化的虛擬學習環境中，擴展了產業聚群活動的空間。
Lanaspa與Sanz(2001) 擴展了不變運輸成本后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可以得到各種非對稱地穩定均衡，用來解釋大的工業帶伴生小地工業帶的現象，也把基礎設施內生在分析當中。他們認為，克魯格曼的1991年的一般均衡模型內生決定了制造業區位選擇的方式:制造業生產的完全集中或者在兩個區位的均勻分布。但更為實際的情況是，運輸成本并不是一個恒量，它依賴于區域工業規模的大小，而廠商的區位選擇受到集聚的擁擠成本(congestion costs)與基礎設施的交互影響。因此，在現實生活當中存在多種多樣的非對稱穩定均衡(asymmetric stable eqilibria)。沃納斯伯爾（Venables, 2001)認為，新技術改變了地理對我們的影響，但是并沒有消除我們對地理的依賴性；地理仍然是國際收入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是產業集聚的重要條件。 Goverman、Redding和Venables(2001)從經濟地理學的角度探討貿易流的方式、要素價格和生產的區位問題，分析了貿易成本的決定因素和貿易成本影響貿易流，認為地理條件是要素價格的重要決定因素，提出了基于地理的貿易流和要素價格影響產業集群產生與發展的機理。諾曼和沃納斯伯爾（Norman & Venables，2001)探討了基于規模收益遞增的世界經濟范圍內產業集群的規模和數量，研究國家產業集群政策與世界經濟均衡發展關系，產業集群與世界經濟福利最大化的關系后，認為在均衡發展的條件下，產業集群數量太多而規模太小。克拉夫特和沃納斯伯爾(Crafts & Venables,2001)探討了產業的區域集聚對經濟績效、規模和區域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從地理角度回顧了歐洲的衰弱和美國的興起，以及未來亞洲的復興，認為盡管缺乏高質量的制度是經濟落后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忽視地理集聚在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作用。Beaudry和Swann(2001)對產業集群的強度影響產業集群內企業績效的途徑進行了研究。他們用雇員數量作為衡量產業集群強度的指標，對英國幾十個行業進行了實證分析，結論是英國計算機、汽車、航空和通訊設備制造業存在著非常強的集群正效應。Leo,Braun與Winden(2001)通過對歐洲9城市地區的實證分析表明，產業集群對城市或更小的經濟區域的經濟發展可以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產業集群為歐洲一些城市的經濟集聚提供了動力和實現方式，在城市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產業集群促進經濟增長已經成為歐洲大陸多數城市長期增長戰略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馬丁和奧塔維諾（Martin & Ottaviano ,2001)綜合了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理論與以羅默（Paul M.Romer,1986）和盧卡斯(Robert E.Lucas，1988)為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①,建立了經濟增長和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間自我強化的模型，證明了區域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由于降低了創新成本，從而刺激了經濟增長。反過來，由于向心力使新企業傾向于選址于該區域,經濟增長進一步推動了空間的集聚，進一步驗證了著名的繆爾達爾 (Myrdal，1957)的“循環與因果積累理論①(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也就是說，企業偏好市場規模較大的地區，而市場的擴大與地區企業數量相關。馬丁和奧塔維諾(Martin &Ottaviano,2001)認為，一旦循環累積因果效應開始發生，那么地方技術外溢便是必要條件。其實，即使在沒有技術外溢效應的條件下，僅僅依靠創新活動和中間產品投入部門的市場相互作用，經濟自發力量仍有可能實現經濟增長和產業集聚自我強化的不斷持續。并且，針對初始稟賦相同的兩地區來說，一旦產業集聚開始發生，那么空間穩定均衡的結果便是創新活動的完全地理集中，生產活動也基本上完全位于核心地區。Camels和 Romijn(2001)研究在經濟自由化和國際經濟整合的背景下,技術能力的累積對中小企業在區域發展中的作用,建立概念框架來分析地理集聚影響技術能力累積的機理,突破傳統的產業集群的地理限制,利用信息通訊技術的進步把產業集群置于全球化的虛擬學習環境中,擴展了產業集群活動的空間。Fan和 Scott(2003)研究了東亞和中國的產業集群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發現二者之間具有很強的雙向促進關系，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都利用產業集群策略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加速地區經濟發展。 Marjolein與Henny(2003)認為，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與自由化程度的加深，技術能力積累對經濟增長和提高企業競爭力起著越來越關鍵的作用。Marjolein與Henny在以前學者用中觀經濟學方法研究地區網絡中企業技術進步互動的基礎上，完善了從微觀經濟學角度探討構建企業技術能力的驅動因素，從而通過分類把以前失去聯系的中觀與微觀兩個方面有機結合起來，這樣的結構框架也產生了促進企業技術進步的新的政策含義。因此，僅僅從企業的角度研究技術進步對企業的長期增長與競爭力提高的影響是不全面的，而通過來自區域創新系統的集聚利益有利于單個企業技術能力的積累，而將產業集群、企業技術進步與學習、地區經濟增長納人到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中。Matsushima與 Matsumura(2003)在一個呈環形狀的城市區域里，建立了混合市場的寡頭廠商產品數量調整競爭與區位選擇模型。該模型表明，空間競爭均衡的最終結果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私有性質廠商位于城市的一極，而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公有性質的廠商位于城市相反的一極，并且，該模型還表明，如果私有性質的廠商的產出數量不受計劃當局的控制，那么這種區位選擇的結果便是一種次優均衡。新經濟地理學進一步引起了人們對克魯格曼中心—外圍模型中特定產業的關注，開啟了對垂直生產地理聚集和水平生產地理聚集的研究，巴瑞特和埃克赫姆（Barryt & Ekholm，2003）等人認為，垂直聚集和水平聚集主要與貿易自由化程度、兩地距離、兩地要素價格差異和潛在市場的大小相關。如果兩地貿易自由化程度越低、距離越遠、兩地要素的價格差異越大，就越容易導致生產的垂直聚集；如果兩地貿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兩地距離越近，兩地要素價格差異越小，潛在市場越大，就越容易導致生產的水平聚集。藤田和克魯格曼（Fujita,Krugman，2004)認為，在勞動力市場共享模型中，勞動者被假設為同質的，這在理論上是不全面的。在勞動競爭(labour matching)模型中，勞動者被處理為異質的，這更符合現實，從而廠商在技術空間中能異化它們的技術，增加勞動資源配置的市場濃度，通過競爭外部性導致集聚經濟的產生。Crozet (2004) 利用歐洲五個國家的雙邊勞動力遷移的數據驗證了克魯格曼(1991) 的預測：勞動力會受市場潛力吸引，向實際工資報酬較高的地方遷移。同時，他利用參數模擬的結果表明，由于遷移成本很高，歐洲國家也不可能立即形成“中心 ——外圍”的模式，即這種集聚效應的范圍并不強。Pons et al. (2004)用Crozet (2004) 的方法研究了西班牙產業集聚過程中的國內移民問題。新經濟地理學理論表明，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產業集聚和長期增長依運輸成本而呈非線性變化，演化的軌跡表現為典型的倒U形構造，在全球化過程的中間段，產業結構表現為高度集聚，國家間的經濟差異最為顯著，產業結構和人均收入的不平衡發展乃是經濟發展的常態。Mccann與Shefer(2004)從復雜、多變的地理—企業—產業的組織關系出發，提出了產業集聚的3種類型:純集聚模型、產業聯合體模型與社會網絡模型，并對這3種類型進行了比較研究。產業集群是產業發展演化過程中的一種地緣現象，不少學者嘗試用演化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引入產業集群的研究過程中,構建一個解釋產業集群的內生演化框架。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地理學的交叉融合日益緊密。2005年波斯瑪和富林肯(Boschma & Frenken ，2005)共同分析了最近幾十年來新古典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對經濟地理學的影響,并比較了三者之間的異同點，最后指出演化經濟地理學是經濟地理學發展的新方向。那么，新經濟地理學的產業集群觀點也將隨之不斷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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