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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理念和表現-淺談中西方繪畫藝術的異同
論文關鍵詞：形式；內容；真實；理念；超越
論文摘要：中西方繪畫在觀念和表現上有著差異和趨同性，通過中西方繪畫作品內容、形式的對比，以及中西方藝術觀念差別的簡單描述，最終認識到中西方在差異和區別之上的共同目標。
中西方的傳統觀念有所不同，西方認為人是宇宙或世界的中心，是自然的主宰；東方尤其是中國則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應該和諧共生共存。在藝術世界，西方繪畫很早就開始固守焦點透視和視點固定的準則，時空概念非常強烈；中國繪畫則采用散點透視或動點透視，畫面常常是時空變換，景隨人移，物隨心動。在對自然的態度上，中西方有著明顯的差異。中國非常強調人與自然的調和，認為自然先于人類而存在，人是自然中后生的一部分；而西方則認為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為人類而存在。這種觀念的差異，表現在藝術中，就形成了不同的藝術主張，在藝術實踐中，形成了不同的傳統和風格。中西方世界觀、藝術觀等方面雖然有著差異，但畢竟是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下的人類，必然存在著相似或共同點。一件藝術作品，內容方面的因素有主題、題材等，不同的內容決定了作者采用不同的形式，同樣的內容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而不同的內容也會有相類似的表達方式。史上的大量事實，展示了東西方藝術作品中形式與內容的復雜關系，以及在不同的觀念世界中表達方式的變化。達·芬奇《最后的晚餐》與丁托列托的《最后的晚餐》是兩幅同樣標題、同樣題材、同樣內容的作品，但是在表現形式上卻是大不一樣。達·芬奇為了突出基督，采用平面構圖，基督處于正中間的位置。畫面鋪展，人物并列左右，按順序排開，產生對稱平衡的感覺，基督表情平靜的陳述性手勢，增強了畫面的凝重感，雖然十二門徒的動態各異，秩序感、均衡感以及被安排在中心的視覺重點，非常有力的統領了整個畫面，使整個畫面產生穩、靜的效果。丁托列托采取了斜角線構圖，人物增加，動作夸張，明暗對比強烈，縱向透視的角度，使觀者似乎就站在門口或一例的高處觀看。成組的人物、扭轉的體態、繁忙的場面。再加上奇幻的燈光，流動的舞臺效果增強了畫面的戲劇性。兩幅畫雖然一動、一靜，一正、一斜，但畫面構圖都飽滿、充盈，人物、背景講究細節刻畫，敘事性非常明顯，畫家在忠實地描繪故事的同時，利用人物表情、背景布置、光影效果創造出體現事實和情感兩個方面的真實感受，雖然故事可能是子虛烏有，但觀念理性的畫家把一切都轉化為表現的真實和理解的真實。而中國繪畫作品恰恰相反，現實的真實并不代表一切，不足以表現一切畫家認為很重要的東西，甚至現實真實與藝術理性南轅北轍，與藝術最高的理想——境界有天壤之別。唐五代畫家如張萱、周防、顧閎中等都擅長人物，《揭練圖》、《簪花仕女圖》、《韓熙載夜宴圖》等都描繪了較多的人物，表現的是世俗生活的場景，題材和內容是真實可信的，但是東方式的表現手法使得畫面突顯出一種神奇的超越性，藝術超越生活、超越人的思維觀念、超越人類的生存理想，在其中很輕易的就得到了表達。
《揭練圖》描繪了家庭婦女制作絲絹的勞動場面，共有l1個人物，分為三組，搗絲、校直和熨平、理絲和縫合三道工序的細節描繪充分，橫長平視的畫面展開，使布局顯得疏朗，情節較少戲劇性。畫面并不是靠緊湊的人物安排、動態的人物刻畫來加強畫面的表現力度和戲劇性，而是用神定氣閑的布局安排，人物之間淡弱纖絲的呼應關系，疏疏朗朗的結構、獨立的形象、極度弱化的情感表達、鮮艷的色彩以及一片虛空殷的背景。從面增強神秘感，反而有極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尋求超越理性的中國畫家的思維理念之中，完全忠實于客觀現實的作品不能算是藝術品，杰出的藝術作品應該是游離在現實與幻想、真實與虛幻、客觀與理想之間的某種拾倒好處的表達，類似達·芬奇、丁托列托的《最后的晚餐》，前者企圖理性的忠實現實真實性，后者希望忠實情感的客觀真實，都不能符合中國傳統的理想境界，至多可以劃歸畫工一類。《簪花仕女圖》、《韓熙載夜宴圖》的結構布局和表現都與《揭練圖》同屬一類，《簪花仕女圖》表現的肉體、紗羅的特殊質感，道具、圖案的趣味描繪，都因為整體性的疏淡而顯得飄渺，貴族婦女的扭捏身形、暖昧手勢與畫面的東方神秘感柔和在一起。《韓熙載夜宴圖》選取了聽琵琶、擊鼓舞、小蔥、對蕭、歌舞重開五個夜宴生活片段，利用錯亂的時空安排、疏密有間的人物布局和靜態的形象刻畫，營造出具有濃厚宴飲娛樂氛圍的情趣，但是如同17世紀法國畫家普桑的《阿卡迪亞的牧人》和(第歐根尼》，所營造的一種與畫面內容不完全對應或相稱的氣氛的感覺一樣，平行記錄的五個生活片段中，人物含混的形態和表情與細膩工致的表現手法，共同留下了同樣模糊而又深刻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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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作品的主題內容都是人物，但有的作品更多的不是為了刻畫人物，而是為了表達一種理念，豐富的內容，超越時空界限的結構，要求一種特殊的表現方式。內容是的一個重要因素，內容永遠無法超越人類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范疇，而形式對內容的表現又是至關重要的，中國和西方藝術家利用他們各自不同的傳統形式來表現內容，同樣是造型藝術，卻又具有相對獨立的造型因素。這種獨立性來源于各自豐厚深邃的思維源泉及理念。中國古代的家、思想家、藝術家都十分重視自然的客體性和存在狀態，藝術之美的根源就在于其中。南朝宗炳《畫山水序》坦言：“至于出水，質有而趣靈”，因而感嘆：“噫!老病俱至，名出恐難遍游，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這種熱愛自然、崇拜自然的態度，可以說是中國藝術家所特有的。這種自然偉大的觀念表現在藝術品中，就形成了中國畫特有的風格。就如上述提及的‘揭練圖》等，明顯得反映了中國風格的寧靜和諧，而不是西方式的戲劇沖突、濃重激烈的氣氛。西方關于自然的傳統觀念與中國不同，認為人先于自然、高與自然、強與自然，自然是為了人類而存在的，人是自然的統治者，人不僅可以欣賞自然，還可以隨心所欲的改造自然、控制自然。這種強烈的人類與自然相區別的意識反映在藝術中，就形成西方繪畫中對自然形態的嚴格把握，一旦認識到某種規則或規律是科學地對自然的反映，就嚴格遵循它，因為那是人類認識自然、把握自然的體現。藝術家只不過是在恰當地對自然、規律、感情進行組織安排，為了畫面的整體統一協調，再對自然、形象、感情作合理地改變。就如偉大的雕塑家米開朗基羅和羅丹所做的那樣。中國與西方傳統觀念和藝術表現的差異決非水火不相容的，其實差異只是著眼點、側重點的不同而已。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西方強調人，而中國重視自然，但是還應該看到，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都能認識到人需要自然，人不能生存在自然之外。不管怎樣西方藝術仍然建立在對自然形態的研究和探索之上，中國藝術的最高境界也是為了實現人類自身心靈的追求和滿足。元代畫家倪瓚就明言：“仆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卿以自娛而。”(《答張伸藻書》)西方藝術家在窮極真理的過程中得到滿足，中國畫家在簡、談、逸、草的表達過程中自娛，也能說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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