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的“幽默”—用統計學能鑒定“五四精神”嗎？

王奇生的“幽默”—用統計學能鑒定“五四精神”嗎？

讀6月11日《文學報》，黃麟先生的一篇文章撲入眼簾，讀后忍俊不止。文章的主旨，是說明對于精神產品的文學，“不能通過詞匯的量化和細化判斷作品的優劣”。黃先生批評的那本書我未嘗寓目，但我同意他的基本觀點:用統計學來“統計”文章的思想內容，是靠不住的。用統計學來“統計”復雜的文化現象，那就會更加離譜。因此我套用黃先生文章標題和副標題的模式，另外再舉一個例子。 無獨有偶，在今年5月出版的《同舟共進》雜志上，我讀到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奇生教授的一篇新論:《新文化運動是如何“運動”起來的》。文章認為，《新青年》雜志當年的巨大影響只不過是主編陳獨秀的“炒作”，“民主”與“科學”并不是五四時期的真實主張，只不過是搬出來對付保守派的兩塊擋箭牌。他主張的依據就是對《新青年》雜志電子版的檢索。他統計的結果是:“《新青年》自1915年9月創刊至1926年7月終刊，總計發表各類文章1529篇，其中專門討論‘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專門討論‘科學’的文章多了一點，也不過十五六篇。”他又檢索了“民主”“科學”兩個主題詞出現的頻度。結果“民主”僅出現了260次，“科學”的頻度高一點，也只出現了1907次。眼下，時光已經流逝到了21世紀，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居然會用這種三下五去二的方法來研究復雜紛紜的歷史，來顛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真讓我覺得莫名驚詫！ 退一萬步，即使王教授的統計絕對精確，《新青年》確實只刊發了3篇談“民主”的文章，“民主”就不可能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真實主題嗎？在歷史進程中，一種主張或主義的影響，從來都不會單純取決于文章的數量。一篇篇幅不長的《共產黨宣言》，160多年以來不是把世界攪得天翻地覆嗎？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短文，不是結束了現代迷信的時代，推動了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嗎？陳獨秀宣傳民主的政治主張，不僅通過政論，如《敬告青年》《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實行民治的基礎》；而且還通過了隨感和譯文來表達。他在《新青年》上翻譯的《現代文明史》《美國國歌》，撰寫的隨感《法律與言論自由》等，不同樣滲透著現代民主的精神嗎？陳獨秀在跟康有為論爭的一系列文章中，反復說明封建禮教與民主政治勢不兩立。他在《新青年》上撰寫的那批政治上反對君主制度，思想上反對封建禮教的文章，難道不都是在為中國的民主政治掃清道路嗎？除了陳獨秀之外，《新青年》雜志上宣傳民主理念的撰稿人還有李大釗、胡適、高一涵等，欄目還有“譯文”“世界說苑”等。至于《新青年》開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勞動節專號”“俄羅斯研究”“世界革命號”“社會主義討論”，更是引進了庶民的民主、勞工的民主這樣的新理念，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更不可低估。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宣傳民主思想的除了《新青年》這個主要陣地，還有《新潮》《少年中國》《每周評論》《湘江評論》《民國日報·覺悟》《晨報副刊》等同盟刊物。《民國日報·覺悟》上刊登了譯文《德謨克拉西的本議》，《每周評論》發表了譚鳴謙撰寫的《“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談》，《少年中國》刊登了李璜撰寫的《德謨克拉西的原來》……五四前后是一個各種思潮紛至沓來的時代，除李大釗介紹了蘇俄的民主外，還有一個外國人也在中國仆仆道途，宣傳民主，他就是胡適的美國老師杜威。這位實驗主義大師在上海講《美國之民治的發展》，在杭州講《德謨克拉西之真義》，也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至于五四時期熱衷宣傳的平民主義和個性主義，也無不滲透了現代民主的基本精神。據王教授說，五四時期對科學的宣傳要多于對民主的宣傳，我就沒有必要再進行具體論述了。 據說上世紀西方有一種分析史學，是通過計量統計對史料包含的數據加以梳理，從而得到史料當中雖沒有直接記載但卻可以推導出的信息。運用這種方法在經濟史和人口史學科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我認為，在文史領域運用計量統計的方法得出結論應該特別慎重，至多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性的研究方法。論文出處(作者):
何滿子先生的人品和文品
淺論《三國演義》中的術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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