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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中西施文學形象的演變的論文
1引言
西施在文藝作品出現之初，其容貌便成為美的代名詞。從歷史人物到文學形象;從宋元時期為主流的“妖婦”形象再到明代中的“巾幗英雄”及“紅顏禍水”形象，對西施的容貌美的描寫層出不窮，但對其人物文化內涵的看法卻因時代語境、個人視域、審美標尺、文化認同等因素的影響而莫衷一是，因此在對西施形象的塑造上產生了不小的差異與縫隙。其流傳演變是在一個相互延承且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實現的，因以上諸多因素的干擾經歷著不斷地改寫與重塑。
2音樂與政治
自進入父系氏族以來，中國歷朝歷代便利用各種手段推行男尊女卑的觀念，男性為女性制定和創造了各種行為規范，使這些觀念和規范潛移默化于女性的身心。創立陰陽學說的《周易》便將剛柔、主從、強弱等觀念與男女兩性關系結合后推而廣之，《周易·續卦》中云:“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又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儀有所錯。”這樣把男尊女卑與宇宙生成聯系在一起，使男尊女卑的觀念不僅得到確立更加找到了天然合法的理論依據。對中國文化影響至深的儒家將人倫關系歸為“三綱五常”，孔子對女性也是輕視的，他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怒。”
對那些干擾君王言行的美妾更是深惡痛絕，認為“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渴，可以死敗。”將女性定為影響賢人言行和國家順利發展的障礙。繼而《尚書》的“封用婦言”、《詩經》的“哲婦傾城”這些帶著時代思想烙印的言語之中，無不透露出對婦女的蔑視、對男權的維護。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下，女人的地位往往是忽略不計的，即使參與一些政治性事件，也只是作為物品、財富的一種，更無須等同于男子留其姓名。因此筆者認為《史記》、《國語》之類的可靠史料中對西施的忽略，極可能是不屑于提到西施這樣一個被認為無關緊要的女性，可知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春秋戰國時己衍生并發展。
3結語
東漢后，西施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變，不再是以單純的美女形象，而是與政治斗爭有了密不可分的聯系。最初將政治與西施聯系起來的是袁康《越絕書》和趙嘩《吳越春秋》，兩者都有從芝蘿山挑選“賣薪之女西施”獻之于吳王的記載。盡管西施的結局迥異，但兩書中對西、范與政治之間錯綜復雜的故事以及把西施作為蠱惑吳王夫差的美人計主角形象的描寫，卻倍受歷代文人關注，并成為西施題材的創作本事。
從《越絕書》和《吳越春秋》兩書來看，西施這一人物己經出現在政治的漩渦之中，并承擔著政治斗爭中“美人計”的主要角色。雖然兩書中只是將西施作為越王勾踐的計策之一輕描淡寫，并沒有對其人物形象深入的刻畫，但從散文語錄中“天下美人”到史傳性書籍中的“美人計”主角，西施故事己然有了簡單的故事情節。
如果說漢代是西施從歷史人物逐漸塑造為文學形象的初期階段，那么魏晉時期便是西施形象及其故事進入了醞釀、發酵、增飾的重要階段。當時是志怪拾遺小說的濫筋時期，西施的故事無疑成為那個時期炙手可得的重要題材，但多數還是描寫其美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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