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墨子倫理思想
倫理學的本質是關于道德問題的科學，是道德思想觀點的系統(tǒng)化、理論化。或者說，倫理學是以人類的道德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探析墨子倫理思想，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資料1：
墨子，姓墨名翟，戰(zhàn)國初期魯國人。他最初學習儒家學術，后來發(fā)現(xiàn)儒家的“禮”過于煩瑣。便自立新說。周游列國，聚眾講學，自創(chuàng)墨家學派。墨子的倫理思想以兼愛為核心和標志．在義利觀上，即“貴義”又“尚利”．提出動機和結果相統(tǒng)一的行動原則。他所創(chuàng)立的墨學，是當時唯一可以與儒家相抗衡的學派。因而與儒家齊名，時稱“儒墨顯學”。
一、倫理思想的核心：“兼愛”
何謂兼愛?“兼”在中國文字中是一個會意字，本意為一手執(zhí)兩禾。即一只手拿著兩棵稻子，引申為兼有、兼顧等義。“兼”與“別”相對立，所謂“別”。不僅指親疏、厚薄的差別，還指彼此的利益對立。作為一種觀念就是自私自利。在墨子的“兼愛”思想中。“兼”字為“整體”和“無差別”的意思。“兼愛”，就是不分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不分等級身份的高低貴賤、普遍的、無差別的愛。它包含兩個基本的內涵：一是視人若己，愛人若愛己。“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二是愛無差等。墨子一反西周奴隸制的傳統(tǒng)觀念。奴隸、仆人都在他“兼愛”的范圍之內。“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藏，愛人也。”(《墨子·小取》)墨子主張對待他人，都要“兼愛”無“別”，愛人如己，平等施愛。
墨子主張的“兼愛”是一種具有總體意義的道德理想。“兼愛”在理論上是一種無差別、無界限的愛，但實行起來又必須是一種有界限的愛。因為愛作為一種觀念而存在，是以不愛為條件的．必須有所不愛，愛作為一種道德情感才能有存在的意義。如果無不愛。也就無所謂愛了。在理論上，不管別人還是自己，不分親疏、貴賤、強弱、智愚、眾寡，只要是人，都是被愛的對象。但在現(xiàn)實中。墨子所愛之“人”又是指有道德人格的人，而對于喪失道德人格的“盜賊”之“人”。則不在“人”的范疇，這就是后來墨家所解釋的“愛盜非愛人”、“殺盜非殺人也”。
為什么要兼愛?墨子認為天下一切禍害的根源“皆起不相愛。”《墨子·兼愛上》云：“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zhàn)；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墨子·兼愛中》)為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提出了與“別”相對立的“兼”，“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墨子·兼愛下》)主張“兼以易別”．實際上是主張以“兼愛”這一新的道德理想取代宗法貴族的舊道德。
兼愛是否可行?墨子對兼愛原則的可行性作了論證。一方面，他求助于“天志”的神秘力量和君主的政治權威。天志，就是說天有意志。墨子把天視為一種道德標準和道德的賞罰力量。“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墨子·天志上》)墨子借助天、鬼神的力量來賞賢罰暴，賦予其“兼愛”思想以更強烈的威懾性。另外，他認為，只要君王喜歡兼愛、提倡兼愛，眾人就能實行。“昔者，楚靈王好細要(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溝節(jié)，扶墻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黛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墨子·兼愛中》)，“茍有上說(悅)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于兼相愛交相利也，譬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墨子·兼愛下》)另一方面，提出了“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的對等互報原則。墨子以孝子盡孝道為例。指出：“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后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墨子·兼愛下》)，人是有感情的動物，知恩圖報是人的本性。“為彼猶為己”，出發(fā)點是先“為彼”，即把為他人放在第一位，自己先愛他人，他人也會對等的給自己以回報。“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和諧的人際關系應是互盡義務、互享權利，雙向“相愛相利”的關系。每一道德主體只要本著愛的原則去對待他人．他人也一定會本著愛的原則來回報自己．愛他人是他人愛自己的前提和條件。用后期墨家的話說，就是：“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墨子·大取》)。這種‘投桃報李’的原則使愛人、利人與個人利益取得了一致。人與人之問互惠互利。“兼愛”原則自不難實行。
事實上，墨子的“兼愛”思想，僅是一種主觀美好的愿望。在階級社會中，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墨子忽視了現(xiàn)實存在的階級利益對抗的深層次的經濟、政治原因，企圖以道德的力量來改造社會，缺乏現(xiàn)實的可行性。而且。“兼愛”思想觸犯了血緣宗法等級制度。并不符合上層貴族的利益。必然不被上層統(tǒng)治者所允許和采納．這與其后來思想的湮滅不無關系。
二、“尚利”、“貴義”的功利主義原則
墨子講求“愛人”，有著“利人”的內容和目的。墨子提倡“兼愛”的根本原因，也是出于“愛利”。因為愛人若己，則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yè)，這就是大利；如果自私自利、互相爭奪，甚至發(fā)生戰(zhàn)爭，這是大害。所以，“兼相愛”與“交相利”是緊密聯(lián)系而同一的。墨子所推崇的“利”并非單純的物質利益。而是“利”與“義”的統(tǒng)一，既包括具體的“天下之利”、“他人之利”。又涵蓋眾多屬于社會理想的“善”的范疇。
墨子說“萬事莫貴于義”(《墨子·貴義》)，把實行仁義道德看成是天下第一位的大事，把“義”視為最為貴重的東西，“義可以利人，故日義天下之良寶也”(《墨子-耕柱》)。“義”之所以可貴，就在于它可以利人、利天下，是達到利人、利天下的手段，凡是符合“利人”、“利天下”的行為，就是“義”，而“虧人自利”、“害天下”的行為，則是“不義”。這里，“義”即包括兼愛原則，也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規(guī)范。
墨子認為。實行“兼愛”就應該給人民以實際的物質利益，解決人民迫切的生活問題，“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反映了勞動人民反對壓迫，要求生活保障的心聲，體現(xiàn)了勞動者之間相互關心、相互幫助、互利互惠的傳統(tǒng)美德。墨子后學以“利”來給“義”下定義：“義，利也”(<墨子·經上》)，用“利”來規(guī)定“義”的內涵，把仁、義和愛的道德觀念同利益、功利聯(lián)系起來，表現(xiàn)了墨家義利統(tǒng)一的思想，是對孔子思想的揚棄，克服了君子只講“義”不講“利”的虛偽性，從而勇敢地正視“利”，使“義”、“利”二者從對立走向了和諧統(tǒng)一。
三、“合其志功而觀”的道德評價原則
“合其志功而觀焉”是墨子對道德評價的基本原則。“志”，行為的動機；“功”，行為的功效。墨子認為，評價一個人或一種行為，應以結合動機與效果為原則。《墨子·魯問》載，魯君問墨子：“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墨子答說：“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譽為是也，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鉺鼠以蟲，非愛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釣魚的人在釣魚時謙恭謹慎，并非為了喂魚食物，而是為了吃魚；以小蟲為餌，并非是愛護老鼠，而是為了殺它。因此，要從動機到效果統(tǒng)一的過程來確定一個人的行為。而在行為的結果尚未出現(xiàn)時，應以動機(意)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墨子·耕柱》載，巫馬子說：“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日：“今有燎于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于二人?”墨子在這里用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說明了在利人的效果還沒有產生的情況下，動機是衡量一種行為善于惡的標準。捧水滅火是出于愛人的動機，這種行為是善的；添柴撥火是出于害人的動機，這種行為就是惡的。
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墨子首先提出志、功這對范疇。雖未深入展開，但對兩者關系以及如何應用這一道德評價原則作出了比較正確的回答，為后來正確的理解動機與效果的關系提供了前提。具有理論先導作用。
總之，墨子的倫理思想反映了下層勞動人民的利益，在先秦思想中獨樹一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高度。有著豐富的內容和重要的價值，值得我們不斷的挖掘和借鑒。
資料2：
一、墨子的人才思想
（一）墨子其人
墨子名翟，出生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約公元前470年-前381年），創(chuàng)立了當時與儒學同為顯學的墨家學派。墨子作為春秋戰(zhàn)國之際社會下層小生產者利益的代表者，從切身實踐出發(fā)，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理想道德社會的宗旨；重視通過教育培養(yǎng)人才以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標準，即培養(yǎng)“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和博乎道術”的“兼士”來實現(xiàn)賢人政治。其中，辯乎言談與博乎道術是對技能的要求，而厚乎德行則是對人才品德的核心要求。
（二）“厚乎德行”，人才選用的核心標準
墨子在《修身》中指出：“君子戰(zhàn)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什么事都有最根本的部分，對于士人來說，雖然有學問，但道德和行為才是最主要的；“善無主于心者不留”，不是發(fā)自內心，那么善良的品行就不會留存下來。才學是外在的，而德行才是根本。墨子認為，培養(yǎng)眾多的“兼士”是一國富裕的根本，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則是兼士存在的土壤；兼愛與正義是墨子培養(yǎng)人才的道德核心，是墨子站在廣大勞動者的立場上提出的人人平等的道德標準，只有個人道德品質的提高，才能建立平等而良好的社會人際關系，進而要求守紀奉公，克勤克儉。其次，觀察個體身邊人的品質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品德高低。
（三）“萬事莫貴于義”，人才行為準則的標準
“義”是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觀。《周禮》中的義是禮儀和容貌舉止的意思，《易經》中的義是適宜和適合的意思；《論語》中的義則是孔子提出的仁愛之意，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墨子認為儒家所說的“仁”之義太過空洞，于是提出，在“兼相愛，交相利”思想的指導下，以義來填充才能消除偏愛而達到真正的仁愛。墨子認為“義”就是協(xié)調人與人之間相互協(xié)作關系的最佳社會規(guī)范，其基本原則主張以協(xié)助人和有利于人為行為準則。人的歷史發(fā)展經驗也表明，人在自然中只有結合成了群體，才能改造自然，做到保存自己。“群之可聚也，相之與利也，利之出于群也”，真正的利益只能來源于群體協(xié)作的力量。如果人人都堅持這樣的行為準則，那么在趨利避害的時候就會“兼相愛”和“交相利”，不會損人利己，最終都能得到實利。
（四）“兼相愛，交相利”，賢人社會的理想標準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集思想家、實踐家為一身的“圣人”，其賢人社會的理想標準，就是“兼相愛，交相利”。墨子所言之愛以利為標準，是在平民的立場上以是否損害了他人利益為標準來判斷贊同還是反對；與儒家不同，墨子之兼愛沒有“己”與“他”的區(qū)別，他認為正是因為儒家的差別對待，才造成了人心向背，社會動亂，因此提倡“以己度人”。此外，一切以是否得到利益為有用無用的標準，墨子也是第一人，他從“所為功，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引申出對他人有沒有用的標準和換位思考原則，已經成為當今人們日常生活中處處應用的一個交往原則。
二、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的啟示
（一）對人力資源規(guī)劃的啟示
人是組織中最具有決定性也是最活躍的資源。因此人力資源規(guī)劃在組織發(fā)展中起著最為關鍵的作用。人力資源規(guī)劃是根據組織發(fā)展目標對未來的人力資源進行分析和預測，使人力資源適應組織發(fā)展的綜合性規(guī)劃。其核心體現(xiàn)的是組織對人才的態(tài)度和方法，有效的規(guī)劃不僅具有先導性和全局性，還能從宏觀上對其他各項工作進行影響，指導各項工作的有效進行。墨子舉善射御之士的例子來說明如何規(guī)劃人才，“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國家要想得到某個領域的優(yōu)秀人才，就要使這個領域的人才得到一定的利益，如讓他們富裕，高貴，受到尊重和贊賞，其他人看到利益就會爭相加入，使領域繁榮，自然國家在這個領域就能處于領先地位。
（二）對人員激勵的啟示
激勵是人力資源管理的主要職能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吸引和留住人才，促使其發(fā)揮最大的潛力。激勵的主要手段一般來講就是墨子所歸納的“三本”，即合適的職位，合理的權利和相配的薪酬。如果沒有相應的回報，人才就會有不信任，“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其中，職位和權利是屬于精神激勵，薪酬激勵則是物質手段，要想達到最大化的激勵效果，就要精神和物質相結合，把握明確性，時效性，合理性三個原則，以制度引導員工，提高工作積極性。
（三）對人員考核的啟示
考核同樣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職能部分，是對員工的工作情況，職務升遷，薪酬分配等進行評價時的主要依據，也是建立有效激勵模式的前提條件。一般來說，評價至上而下發(fā)生，就學校來說，我國的學校采用校長負責制，那么我們所說的評價即是從校長開始，貫穿整個組織的考核，每一級的管理者都對向他負責的員工進行評價。人力資源部門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建立考核的制度和基本準則，只有制度保障才能擺脫考核因人因感情而異的困境；只有指定準則才能排除標準模糊的情況。實務中，這樣的準則是“職務說明書”或“工作說明書”，即通過對所在職位的分析，確立每個職位的職責和任職者特征的程序，一般被認為是員工雇傭的標準，也是考核員工的標準。但是，大多數單位都有行政和后勤的區(qū)別，其考核程序與方法也應有所區(qū)別。
（四）對管理理念灌輸和控制的啟示
“尚同”是墨子思想中又一重點。尚，就是向上，同，就是統(tǒng)一，從上往下保持一致。尚同，就是統(tǒng)一思想，也就是人力資源管理強調的統(tǒng)一企業(yè)核心價值或者企業(yè)文化，也是個人價值和道德理念的灌輸。墨子很有經驗，《淮南子·泰族訓》中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這就是理念灌輸的效果。他靠什么來保證理念的灌輸呢？法規(guī)，墨子看到萬物皆有法則，而社會“百人百義”所以“天下之亂”，于是提出“一同天下之義”，即尚同。具體操作中，墨子做了一個假設，假設君王也是最高管理者也是最賢能的人，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來說，這個假設也是成立的，因為最高管理者若是組織內最有才能的人，那么組織的管理自然有效，就算不是，下屬也得實施和貫徹其思想；在此基礎上，墨子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要求下屬與上級管理者保持一致。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者來說，管理者向員工清晰的表述組織的核心價值和道德、倫理和文化理念，以共同的奮斗目標，共同的利益來統(tǒng)一員工思想，才能最大程度的增強凝聚力，體現(xiàn)組織價值和目標。
內部情況的掌握對管理者至關重要，充分掌握信息的管理者將占有有利地位，而要想獲得最大范圍的信息，就得有通暢的信息通道。得道多助，人力資源管理的實務中，管理者在與員工互相溝通的基礎上，信息互動，讓員工以主人公的角度為組織思考，是有助于組織的團結與穩(wěn)定的。一個團結融洽的集體，就可以做到“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即是上級有遺忘的隱秘的事情，下級知道后可以去幫助上級辦妥而有利于上級；下邊有積聚起來的怨恨和情緒，上級知道了就會去排除。此外，也要加強控制。因為理解差異，每個人對于相同的理念還是可能出現(xiàn)不同的看法，為了避免模糊和走樣，管理者還需隨時提醒，不斷加強思想和行為的控制，要求下屬“上同而不下比”，思想和行為與管理者看齊而不結黨營私。這樣整個組織由上而下目標一致，一層一層職權分明，各部門行為有序，管理自然事半功倍。
墨子生活在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其思想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局限，但綜觀其人才思想，仍然存在很多閃光之處，尤其是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來說，有很多學習和借鑒之處。我國今天由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發(fā)展的過程中，汲取其他國家先進經驗的同時，也要注重挖掘自身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博采眾強，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人力資源管理現(xiàn)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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