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楊時的仁學思想及其理論問題論文
二程理學至朱熹集大成。楊時(字中立,號龜山)作為承洛啟閩的關鍵人物,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以往學界的研究,往往偏重楊時對理學傳承的貢獻,而對其自身的思想發展和特色,缺乏相應的重視。陳來先生在《論宋代道學話語的形成和轉變》中認為,從二程的一傳弟子到朱熹,道學的核心話語發生了一次轉變。“仁說及求仁之學是早期道學的主題,也是前期道學的核心話語,提供了道學從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發展的重要動力。”而且特別強調,“比起程門其他人來說,龜山更為注重‘求仁之學’,在他的影響下,‘求仁’成為南宋早期道學的中心話語,朱子的老師一輩和朱子早年無不受此影響。”?可見與后來朱熹所偏重的理氣問題有所不同,仁學思想才是楊時思考的核心問題。
一、求仁之方
元豐四年(1081),29歲的楊時問學二程,乃其思想發展中的一件大事。《識仁篇》中,程顥(字伯淳,號明道,1032-1085)曾提出“學者須先識仁”。②受此影響,楊時在與族人楊君玉的信中,進一步提出“君子之學,求仁而已。”③如果說程顥“學者須先識仁”的思想還僅強調“識仁”乃為學之首務的話,楊時提出的“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則進」步強調“求仁”貫穿于為學始終,提升了“求仁”工夫的重要性。
二、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學的重要概念,源自程頤的《答楊時論〈西銘〉書》。楊時對張載《西銘》的質疑,正是源于其有關仁學問題的思考。上文提到,楊時認為學者所當努力尋求的“仁之體”,孔子亦“未之嘗言”。一方面如二程所說,是由于“仁之道大”、“仁道難言”;另外的關鍵原因,則在于楊時為“仁之體”與墨子“兼愛”之間的緊張所困擾。
三、察識涵養
楊時29歲問學程顥,程顥“授以《西銘》使讀之",“乃若有得,始知為學之大方”,其主要繼承的即二程的仁學思想。楊時主張由仁之方以求仁之體,這一工夫論思想的背后隱含關萬物一體之仁與分殊之義間的緊張。這一問題最終表現為楊時與程頤對《西銘》的討論,在此之后記載于崇寧三年(1104)至政和二年(1112)的《龜山語錄》以及其他資料中,仁之體用間的緊張依然有所體現。
四、結語
楊時仁學思想的主要特色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是仁之體用的區分和統一,其次即是在具體的求仁工夫上,依仁之方以求仁,即后來朱熹所強調的涵養之功。楊時29歲問學于二程,即確立以仁為核心的“為學之大方”。楊時繼承二程提出“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但是在具體的求仁工夫上,偏重于依求仁之方以求仁之體的下學而上達的工夫。楊時的這一思想傾向,其背后蘊含著仁之體用之間的緊張,并最終表現為與程頤論《西銘》,程頤提出“理一而分殊”。體用之間的緊張貫穿于楊時終身,并成為楊時思想中的主要問題。楊時有關求仁工夫的思考,在南宋朱熹與張栻的討論中,仍然有所反映。可以說,對于仁學問題的思考,是楊時思想發展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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