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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活中的《易經》運用
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們具有優秀的文化。《易經》作為我國歷史上最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一部經典，是各個時期的儒家、道家、兵法家以及化學、物理、數學等各行各業、各個領域都能使用的知識理論，也曾作為科舉取士的必修課程，被作官之人當作必讀之書。
優秀的文化則必然成為我們民族大眾的文化，一直以來，《易經》都貫穿在社會的知識階層，為人們所孰知。只是到了現代，這個民族文化的源頭不但漫漫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甚至在洋務運動以后被烙上了歪曲的印記，誤解《易經》是封建迷信的算命書、統治階級對人們思想進行管理控制的工具，從此在正統教育中消失。
《易經》是什么呢?它有什么么樣的偉大內容能夠讓海內外的歷史學者做出“《易經》是中華文化之活水源頭“的定論呢?下面，就讓我們由此打開中華文化根基的大門，進入博大精深的《易經》殿堂。
物理學家說《易經》是關于物理的理論;
數學家說它是本庸數學的模型;
天文學家說它是天體運行的規律;
歷史學家說它是歷史宗教的哲學理論;
生物學家說它是破解生命的密碼;
農業學家說它是農事作業的指導;
文學思想家說它是文字優美的范本;
命象占卜家說它是占筮預測的起源
……
自古至今，眾說紛紜，就如盲人摸象各言其說，好似一部無字天書，又好似是萬種學科的集成著作。
誰在用《易經》?
古今中外，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上歷代的先哲和精英的統治階層，都在秉承或者借鑒《易經》的思維模式和理論模型來治理社會和造福人類。中華民族偉大的先哲學者創制、傳承和發展了《易經》，使得《易經》本身的理論體系不斷豐富全面，包羅萬象，博大精深。比如伏羲制先天卦、周文王演后天卦，又如孔子著《易傳》，再如朱熹對于《易經》理學的發展等。
中國歷代精英的統向統治階層尊崇、學習和應用《易經》，使得君王擁有的統治體系能夠穩定平衡，齊家修身，安邦治國。比如張良幫助漢高祖劉邦建立漢世之盛，又如徐茂公輔佐唐太宗李世民而成貞觀之治，再如劉伯溫幫助明太祖朱元璋開創大明之興等。
代代傳承的炎黃子孫參考、借鑒和依據《易經》，使得各個學科的思維模型日新月并，創新飛躍，造福人類。比如劉徽、祖沖之的圓周率，又如《周裨算經》的勾股定理、蓋天學說(注：蓋天學說即是我國古代最早的宇宙結構學說)，再如指南針、地動儀的發明等。
然而到了科技飛速發展的近現代，我們在常年的學術訪問和交流研究中，發現中國人自己研究和應用《易經》的狀態與古代大相徑庭，真正懂得其核心內涵的人少了，而能夠很好地講授這門課程的老師是少之又少。然而，現在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德國人，他們當中的很多社會精英，上至政府領導者和官員，下至尖端領域科學研究者，再至著名學者和大學教授等，都或多或少的對《易經》有所了解甚至潛心修習。
“八卦是東方科技史上一顆閃閃發光的明珠!”——英國偉大科學家李約瑟博士對中國的《易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進而研究萊布尼茲的二位進制數學與中國《易經》相互關系后，對《易經》作出高度評價，他說：“我們看到萊布尼茲關于代數語言或數學語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國的影響，正如同《易經》的排列系預示二進制一樣。”李約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盛贊古代中國是“世界文明的搖籃”，并將《周易》稱為“萬有概念寶庫”。他曾經總結出中國有26種重大發明，傳入歐洲以后，推動了西方的產業革命。他指出：“中國的這些發明和發現往往超過了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以前更是如此。”
布萊尼茨是德國啟蒙運動中偉大的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被稱為德國以及歐洲歷史上最后一個各學科的通才。他的邏輯推理不可謂不精妙，可是他卻說：“因為問題在于證實古代中國人的學說的價值以及古代中國人遠遠勝于近代人”。
“談到世界人類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歐洲哲學權威G-G.捷恩為英文版《易經》所寫的序言中如此論述，認為它“亙古常新，相距6000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且與最新的原子論物理學有頗多相同的地方”。
“知識經濟正在改變著我們的時代，但是許多人并不知道：帶給我們巨大沖擊的這次革命，實在受惠于中國古代的偉大經典《易經》。《易經》中包含的信息論思想，不僅啟發我們的科學家創造了計算機，而且正在成為越來越多普通西方人日常生活的決策指南。”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查理·威爾海姆最近這樣評價《易經》對世界信息經濟的沖擊力。
克里斯多朵夫·巴特克曾經說：“易經令人驚奇地接近真理，更令人驚奇的是所有地球的生命秘密同易經的結構密吻”。六十四卦象嚴格地對應著遺傳密碼中六十四個脫氧核糖核酸(DNA)密碼因子。四對鹼基(八個數)恰巧與四陰四陽的八卦吻合，而384個陰陽鍵，也與《周易》中384個陰陽爻嚴絲合縫。
諾貝爾獎獲得者——查理·威爾海姆(經濟學家)評價中國的《易經》：“知識經濟正在改變我們的時代，但是許多人并不知道：帶給我們巨大沖擊的這次革命，實在受惠于中國古代的偉大經典《易經》，《易經》中包含的信息論思想，不僅啟發我們的科學家創造了計算機，而且正在成為越來越多普遍西方人日常生活的決策指南。”
物理學家、耗散結論的理論創始人普利高津(科學界公認的現代科學方法與傳統的創建人，對牛頓的機械綱領進行批判的第三階段主要代表人物)認為：“中國的思想對于那些想擴大西方科學的范圍和意義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啟迪的源泉。”(引言見普利高津著《從混沌到有序》)。
哲學權威榮格在英文版《易經》再版序中說：“談到世界人類的唯一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面，我們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中國的《易經》亙古常新，相延6000年之久仍然具有價值，而且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頗多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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