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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談畢業即創業
導讀：俞敏洪，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總裁。在一次與記者的對話中透露出不贊成畢業即創業的理念：工作個三年四年五年再創業為最佳時期，你看我、馬云、李彥宏，不管誰吧，都是工作了五年以上的。以下是精彩對話。
新京報：你曾經的理想是什么呢，跟今天的現實有區別嗎?
俞敏洪：其實曾經沒有固定的理想，畢業的時候想到外交部當個外交官，還有過到西藏去的想法呢，后來都沒去。
當老師一開始也不是我必然的理想，如果當老師一定是我的理想的話，我當年就可能會報北師大了，不會報北大的。
我想當老師是我在北大當了兩年老師以后，發現學生很喜歡上課，就是從學生身上找到了自信。
新京報：在你的人生，有對你影響比較大的人嗎?
俞敏洪：徐霞客是一個，玄奘也是一個。玄奘西天取經的精神對我影響蠻大。徐霞客是行走天下的精神。
新京報：這些都是古人了，與你近的人呢?比如朋友、父母。
俞敏洪：我的人生態度，我特別典型的兩種態度：
一種態度是對什么東西都很大度，很無所謂。這是我父親給的，別人罵他什么的，他都不覺得是侮辱。
另外一種人生態度是我母親給我培養的，她是一個特別勤勞的人，也要求我們勤勞，說就是你爸太懶了，我們家才很窮，所以我從小就養成了很勤奮的習慣。
當然我母親從小給我建立的理想也影響了我一輩子。
從小到大，我母親總說一句話，你長大了要當一個先生(老師)，不要干農活，這句話像念咒語一樣，一直到今天我還是當老師。
喜歡團隊協作
新京報：再問一個你可能重復了很多次的問題，你覺得自己成功的因素有哪些?
俞敏洪：我是一個比較有樸實的理想和思想的人，有一種堅忍不拔的精神，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這種狀態而去奮斗努力，另外挺熱愛生命，對人生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憧憬，再有一個就是，我平時喜歡和別人一起干活，這個很重要。
新京報：可能你自己也看到了，公開的報道說你的成功因為你身上有一種痞子精神，你怎么看待?
俞敏洪：有人說我是二類文人加痞子精神，這兩個都是貶義詞了，但是如果把它看成一個中性詞的話我覺得是對的。
真正搞學術研究的文化人，做企業、搞政治肯定是出不來的。但如果你是真正混進社會的二流子，從來不讀書，那就沒有智慧，是純粹的混混。所以好的企業家一定是二類文人，加上痞子精神。
不贊成大學生創業
新京報：有了這些內在的因素，是不是機遇也很重要?
俞敏洪：有的，要有天時地利人和，新東方的每一個節奏都踩得非常準，上世紀90年代初，留學熱，我們搞培訓，后來搞簽證，后來搞什么大學英語四級考試，這個我們都走在前列了，然后是2006年，我們上市，又是民辦教育的第一家。
新京報：現在有很多的媒體就把你塑造成“創業教父”、青年人的“創業導師”，你是如何看待時下流行的大學生創業?
俞敏洪：我不贊成。
新京報：為什么?
俞敏洪：因為他沒有社會經驗，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還不知道怎么處，尤其是本身也沒有專業專長的，一般來說很難成功，90%的大學生創業全失敗了。
如果有技術，在技術行業他可以晉級，我覺得創業是可以的。就是說大學生技術創業成功可能性比較大。
新京報：那你覺得應該在什么樣的階段創業?
俞敏洪：工作個三年四年五年都可以，你看我、馬云、李彥宏，不管誰吧，都是工作了五年以上的。
新京報：但我看你在《贏在中國》欄目中的很多點評，似乎都能激發大學生創業熱情。
俞敏洪：現在國家把這個當作解決就業的一個政策，所以我跟學生說，你們真要創業，你就做一個小飯店、小賣部，這樣你虧了呢，也不會傷筋動骨，沒虧呢，你也能學到做事情的經驗。
“希望別人說我上進”
新京報：你一直忙忙碌碌，你覺得自己幸福嗎?你覺得幸福是什么?
俞敏洪：這是一種個人的感覺，一種內心的充實和喜悅，不在乎你外在到底有什么樣的東西，有什么錢啊、社會地位什么的。
對我個人來說，我認為幸福就是有一份事業你可以干，別人還會因為你這個事業得益，但不能太累。
現在新東方是符合這個標準的，但是只有一個標準不符合，就是我太累了。
新京報：那你目前的這個狀態離你心中的這種幸福還有距離嗎?
俞敏洪：有很大的距離，就現在我的人生狀態的幸福感，我估計大概只有50%。
新京報：有一天你老了，做不動了，你希望自己能得到一個什么樣的評價?
俞敏洪：希望別人能說俞敏洪是一個很上進的人，人生觀價值觀都還比較正確，也是樂于助人這樣的一個人。
希望育天下優才
新京報：客觀地評價，你覺得自己為國家做了什么?
俞敏洪：好像沒有刻意地為國家去做什么，主要還是為自己在做事情。
我做事情的標準，是對自己有好處，對家庭成員有好處，對社會有好處就可以了。一開始只想把家庭養好，后來沒有預想到新東方有了一萬多員工，我就要為一萬多個家庭負責，當然為社會也做了貢獻。
新京報：那你覺得國家為你做了一些什么?
俞敏洪：國家做的事情就是提供了一個環境，改革開放三十年提供了重大機遇。
第二個就是說國家為新東方這樣的機構提供了不斷進步的經營環境，從最初拿營業執照根本都拿不下來，到后來允許新東方這樣的機構到國外去上市，那毫無疑問是國家不斷地把自己放開的一種表現。
新京報：你希望國家給你或者像你這一類的人再做一些什么?
俞敏洪：我覺得國家應該對為社會服務、為公司服務的規矩進一步地清晰化。另外就是政策上的明了性，盡可能減少彈性太大的用人情關系來解決問題。
新京報：你希望自己未來能為國家再做點什么?
俞敏洪：未來幾十來，把新東方做得更好。
第二個就是說對青少年的勵志教育，這個勵志教育跟新東方的培訓沒關系。第三個有可能的話，我希望自己創立一個人文私立大學，有點像古代人文書院似的地方。我自己沒有本領去育天下優才，但我可以起到一個中介的作用，集天下優才，再來育天下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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