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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女的勝利是創意經濟的勝利
整個夏天，我們被“超女”帶來的快感所包圍。這個無形的產品空降到每一個關注“超女”的人的內心，讓我們乖乖地跟著“超女”走過了整個夏天。在形形色色同質化的今天，“超女”帶給了我們超越文化乃至超出我們期許的愉悅———“超女”已不單單是一種娛樂或者文化消費的行為，與其將它歸類為一檔娛樂節目，倒不如將其看作是滿足我們潛在消費欲望的產品。
在草根民主的表演背后，“超女”上演了一場財富傳奇：1400萬的節目冠名收入、7場總決選2000萬的廣告收入、3000萬元的短信收入；湖南電廣傳媒股價上漲1.24億元、贊助商蒙牛實現2.5億元純利！這種娛樂消費將其商業價值發揮到極限，而這所有財富的起點正是來自于“超女”這一產品的偉大創意———因此，我更樂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讀“超女”現象。
“超女”具備服務型產品的一切特征：娛樂大眾、滿足需求、帶來愉悅，產生市場利益回報。“超女”的制造商湖南衛視借此取得了收視率與經濟效益的雙贏，所有這些都體現出了其嫻熟的商業運作技巧———湖南衛視及其旗下的天娛公司已不單單是一家傳媒集團，而應被看作是一家精明的娛樂產品加工廠。
龐大卻被壓抑或者潛在的表達欲望作為一種市場需求催生了“超女”這個個性產品，在娛樂節目同質化的時代，個性正是“超女”成功的關鍵。從中央到地方，從娛樂到新聞節目的模仿已將娛樂市場的競爭帶入了同質化的陷阱之中：正如所有的同行業老板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產品有市場，卻無一例外地在為自己的產品銷路發愁一樣，所有的電視臺或某檔節目都清楚地知道受眾的娛樂需求，卻又無一例外地為收視率發愁。
文化經濟理論家凱夫斯認為，文化創意產業中的經濟活動會全面影響當代文化商品的供求關系及產品價格。在越來越多工業及服務型產品的同質化競爭中，不再是工業經濟時代的規模決定一切，也不再是信息時代的技術萬能，類似的規模、相同的技術實現某種普及或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創意將成為決定一切的力量。
“超女”的正是創意經濟的杰作。當今文化產業的競爭，早已不是誰比誰的機器更先進、誰比誰的技術更高明就能決定勝負的競爭時代，而上升為了創意制勝的時代。正如經濟學家所說，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創意經濟的時代，誰能夠把握市場，并做出滿足市場需求的創意，誰才會是最后的贏家。所有這些都從“超女”的財富傳奇中得到印證。
透過“超女”，“粉絲”找回了那份被壓抑或淹沒的張揚個性的力量；社會學家清晰地描繪出文明進步帶來的利好；文化商人應更清楚地體會到娛樂市場被淹沒或者壓抑的龐大需求；經濟學家更應為創意經濟的勝利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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