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采訪基辛格博士，那時我還在美國留學，剛剛開始做訪談節目，特別沒有經驗。問的問題都是東一榔頭，西一棒子的，比如問：那時周總理請你吃北京烤鴨，你吃了幾只啊？你一生處理了很多的外交事件，你最驕傲的是什么？
后來在中美建交30周年時，我再次采訪了基辛格博士。那時我就知道再也不能問北京烤鴨這類問題了。雖然只有半小時，我們的團隊把所有有關的資料都搜集 了，從他在哈佛當教授時寫的論文，演講，到他的傳記，有那莫厚厚的一摞，還有七本書。都看完了，我也暈了，記不清看的是什莫。雖然采訪只有27分鐘，但非 常有效。
真是準備了一桶水，最后只用了一滴。但是你這些知識的儲備，都能使你在現場把握住問題的走向。
記得我問他的最后一個問題是：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有很多共贏和合作的機會，但也出現了宗教的，種族的，文化的強烈沖突，你認為我們這個世界到底往哪去？和平在多長時間內是有可能的？
他就直起身說，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隨即闡述了一個他對和平的理解：和平不是一個絕對的和平，而是不同的勢力在沖突和較量中所達到的一個短暫的平衡狀態。把他外交的理念與當今的世界包括中東的局勢結合，作了一番分析和解說。
這個采訪做完，很多外交方面的專家認為很有深度。雖然我看了那莫多資料，可能能用上的也就一兩個問題，但事先準備絕對是有用的。所以我一直認為要做功課。我不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但還算是一個勤奮的人。通過做功課來彌補自己的不足。
作為記者和訪談節目的主持人，我也許還有一個比較優勢，就是容易和別人交流。
1996年，我在美國與東方衛視合作一個節目叫《楊瀾視線》，介紹百老匯的歌舞劇和美國的一些社會問題。其中有一集就是關于肥胖的問題。一位體重在 300公斤以上的女士接受了我的采訪。大家可以想象，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寬度不夠，我就找來另外的椅子，請她坐下，與她交談。最后她說：我一直不知道中 國的記者采訪會是什莫樣？但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采訪。我就為她為什莫？她說別的記者來采訪，都是帶著事先準備的題目，在我這挖幾句話，去填進他們的文章里。而你是真正對我有興趣的。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鏡頭面前也好，在與人交流時也好，你對對方是否有興趣，對方是完全可以察覺的。
我做電視已經17年了，中間也經歷了許多挫折。比較大的，就是2000年在香港創辦陽光衛視，雖然當時是抱著一個人文理想在做，至今我也沒有后悔，但由于商業模式和現有市場規則不是很符合，經歷了許多事業上的挫折。這讓我很苦惱，因為我覺得自己已經這莫努力了，甚至懷孕的時候，還在進行商業談判。從小到大，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只要你足夠努力，你就會成功。但后來不是這樣的。如果一開始，你的策略，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話，你無論怎樣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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