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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與“社會人”的邏輯關系及當代意義
摘要：關于人性假設的理論眾說紛紜，典型的有“經濟人”和“社會人”假設，但其中任何一種都不能全面地解釋進行各種活動和處在社會網絡中的人，鑒于此，兩者應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從方法論、人的屬性和人的需要等角度來闡述“經濟人”與“社會人”只有互相補充，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才能給人性提供某種完整的描述。“經濟人”和“社會人”兩種人性假設的有機結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關鍵詞：“經濟人”；“社會人”；邏輯關系
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是從人性假設開始的，因此，人性假設被視為經濟學理論的基石，而對人性假設的不同界定帶來了經濟學的兩種基本范式—— “經濟人”假設和“社會人”假設。就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看，我們應辯證地看待“經濟人”與“社會人”的邏輯關系，尋求“經濟人”與“社會人”的最大可能的融合。
一、“經濟人”與“社會人”假設
（一）經濟人假設
首先，經濟人具有自利性。亞當·斯密認為生活在社會中的人，無一例外地懷有“自利的打算”。他在《國富論》中描述道:“人幾乎總是需要他的同胞的幫助，單憑人們的善意，他是無法得到這種幫助的。……給我那個我想要的東西，你就能得到這個你想要的東西，這就是每一項交易的意義。……我們期望的晚餐并非來自屠夫、釀酒師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切。我們不是向他們乞求仁慈，而是訴諸他們的自利心；我們從來不向他們談論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談論對他們的好處。”[1]在斯密筆下，追求自身利益是驅動“經濟人”經濟行為的原初動機，屠夫、釀酒師等就是斯密筆下具有利己心的“經濟人”。
其次，經濟人具有理性特征。亞當·斯密認為，按自利原則行事，不能保證人們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在他看來，理性體現在對得失和盈虧的精明、準確的計算上，即人控制著完全的信息并且有足夠的能力來識別相關成本，他們無所不知或無所不能知地對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進行成本獲益分析，并從中選擇一個能夠給自己帶來最大利益的方案。他們能夠洞察現在和預測未來，做出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收益的最優化決策，通過成本收益的比較分析為自己謀求最大的利益。
最后，在良好的社會秩序下，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為會無意識地和有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個人并沒有自覺地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一致，這種一致是以“看不見的手”為媒介而取得的結果。亞當·斯密說：“每個人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有一只無形的手在引導著他去盡力達到一個他并不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1]
（二）社會人假設
行為科學家認為，人們除了從事利己的經濟行為，還會從事源于責任感、虛榮心、光榮感、憐憫仁慈之心、對親族之愛或單純由于習俗的行為，可見，不論是個人還是國家，行為主體的行動不僅僅是利己主義的或效率最大化原則的，在社會中同樣存在著利他主義行為，單純用經濟人假設無法理解這些行為。而社會人假設可以用來解釋經濟人抽象沒有完全反映出的人的全貌和那些非效率最大化或者非利潤最大化制度的存在。運用社會人假設，就可以理解行為主體出于責任和道義所從事的許許多多利他行為；就可以理解源于社會公平考慮的各種稅收和再分配政策的存在。
“社會人”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出發點，即要從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的關系總和中來分析人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強調他們對社會歷史的考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可見，馬克思是要把個人動機和行為放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歷史背景下來考察，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觀點，“經濟人”不是彼此孤立、毫無關聯的，而是由一定的社會關系聯結在一起的個人，“經濟人”的任何動機和行為都離不開他們所處的社會條件，“經濟人”是由“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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