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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孫悟空的俠義精神
唐代豪俠小說中俠客與刺客兩者的界線日漸模糊終至融合，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孫悟空俠義精神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摘 要：孫悟空是《西游記》中最富有魅力的的人物形象。他本是天地之靈氣蘊育而出一靈猴，本領高強，而這個浸透著濃重理想主義色彩的神話人物，又充滿了俠氣。他身上保留了先秦俠客的特點，又體現了唐代以后俠與武合流，俠客與刺客融合的特征。
關鍵詞：孫悟空 俠義 精神
孫悟空是《西游記》中最富有魅力的的人物。他是天地孕育而生的靈猴，好勝斗勇，自尊自強，熱愛自由，同時他又重情重義，智勇雙全，可以說是作者理想和希望的化身。而這個浸透著濃重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物形象，又充滿了俠氣。
“俠”之一詞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可是人們對于“俠”的基本特征的認識卻是眾說紛紜。劉若愚最早在《中國的俠》一書中列舉了“俠”的八種特征[1];而其后侯健在《武俠小說論》中總結的“俠”的十種特征[2]，只有第一條“尚氣任俠，急人之急”與劉若愚所說相同。而崔奉源的《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一書則列舉了“俠”的八種特征[3]，觀察角度不同，說法也各不相同。對此，筆者比較認同崔奉源的說法，即“假如要給整體的‘俠’下一個定義，非要先查一下古人所指的類型不可，然后才能從實際人物的行徑中找出他們的特征，而歸納成典型的標準”[4]。本文對孫悟空俠義精神的討論主要是建立在史書和古人對俠的看法的基礎之上的。
關于“俠”的概念最早論及的應是韓非子，他在《五蠹》中說俠是“帶劍者”，他們“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并稱“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孫悟空身上是有先秦俠客的特點的，這一點在《西游記》前十三回表現的最為明顯。《西游記》前十三回主要寫孫悟空拜師學藝和大鬧天宮事。他仗著自己本領高強，龍宮奪寶，閻王殿毀生死簿，全不將以玉帝為首的天庭制度放在眼里。后他接受天庭的招安，上天做官，誰知到頭來卻是個騙局，立刻大怒反下天宮，“老孫有無窮本事，為何教我替他養馬?”他回了花果山自立為王，稱齊天大圣，甚至喊出了皇帝輪流做的口號，直打到玉皇大帝的凌霄寶殿上。后來他皈依正道，在保唐僧西天取經的過程中，卻仍不時與師父發生沖突，不服管教，以至菩薩不得不用緊箍咒來束縛他。以上種種充分顯示了孫悟空是不將天條規矩等物放在眼里的，他是制度的叛逆者。
西漢司馬遷給游俠作傳，以韓非子之說為開端。他在《游俠列傳》中對“俠”下了較完整的定義，將俠的基本特征勾勒的較為詳細：“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游俠忠于言行，有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他們濟困扶危，將自身安全置之度外。這些特點在孫悟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對于取經路上的不平事，悟空義不容辭，屢屢救人于危難之中。高老莊收豬八戒，雖然是出于佛旨的安排，但事情的開始，卻是孫悟空主動為人除害。在烏雞國，他掃蕩妖魔，辨明邪正，為烏雞國王報了冤仇，也完全是主動幫忙。在車遲國，孫悟空主動濟困扶危，解救那些受壓迫受剝削，為道士服苦役的和尚。所以那些小僧十分感動地說：“齊天大圣，神通廣大，專秉忠良之心，與人間報不平之事，濟困扶危，恤孤念寡。”
當然，悟空也有俠客“不軌于正義”，“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的一面。他第一次與唐僧發生沖突就是因為他對攔路搶劫的歹徒大開殺戒，被師父斥為“無故傷人性命，全無一點好善之心”。而他第二次遭貶逐也是因為對剪徑的強盜趕盡殺絕，手段過于狠毒，是俠文化中的負面因素。
但孫悟空作為一個小說中杜撰出來的人物，畢竟不同于正史書記中的俠。他身上明顯烙印了唐以后的小說傳奇中俠與武合流，俠客與刺客融合的痕跡。
在司馬遷的概念中，與“不軌于規矩”的俠客不同，刺客是“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士為知己者死”的一個群體。他們多是被豢養的門客，沒有獨立的人格與自由，也沒有是非觀念。《漢書》之后正史不再為游俠立傳，而刺客之義則受到大力推廣，與儒家的忠孝節義結合，一直被大書特書。
唐代豪俠小說中俠客與刺客兩者的界線日漸模糊終至融合。紅線與聶隱娘都是兼具俠客與刺客的身份，紅線為了替主人分憂，夜盜金盒，使百姓免受戰爭之苦。她們有報恩觀念，精神與人格卻是獨立自由的，事成之后飄然隱去，既保留了俠客正義自由的一面，又將其“犯禁”行為合理化而為統治者所接受，同時將刺客的武功轉嫁到俠客身上，奠定了豪俠小說“以武行俠”的基礎模式。這種模式在孫悟空身上有所體現。
孫悟空好名好斗，行為不軌于正義，游離在制度之外。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他有一身超凡入圣的本事。他一心想“干一番大業績”。他做了一世好漢，只拜得三個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觀音，兩界山拜師父。這三個人，唐僧對他的救命之恩自不待言，如來降了他，菩薩點化了他，讓他保唐僧取經，一路降妖伏魔，使他本事盡得施展，可謂知遇之恩。而從另一個角度講，他當初之所以大鬧天宮，也是因玉帝不識其能，使得他一身本領無從施展之故。取經路上他非但不怕遇見妖怪，反而最喜與妖怪打斗，將之稱為送上門的買賣，當成是揚名的機會。而他最終被封為斗戰勝佛，由制度的叛逆者變成制度的捍衛者，可說是俠客之義與刺客之義的完美融合。
俠客與刺客的結合演變到清代晚期就形成了以《三俠五義》為代表的“習得文武藝，貨賣帝王家”的俠客加清官模式。其實這種模式早在孫悟空身上就初具雛形了。他護送唐僧西天取經，實際上維護的是唐僧背后嚴密的體制和強大的統治層。而這一路降妖除魔，心猿歸正其實也就是孫悟空摒除個性融入體制內的過程。
參考文獻：
[1]劉若愚《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Chicago ，1967年，第一章.
[2]侯健《中國小說比較研究》，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武俠小說論》.
[3]崔奉源《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第一章.
[4]崔奉源《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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