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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怎樣的誠信檔案
制定誠信檔案本無可厚非，其目的在于對師德實行量化測定和精確考核。從管理學的角度說，只有可操作的目標管理，才是行之有效的。另一方面，當地根據實際需要，對近些年教師身上存在的種種問題，予以積極應對，也是值得肯定的。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國家早有規定，甚至涉及教師個人生活、習慣、職業操守的內容也被列入了誠信檔案中。這就引發兩個疑問：一是師德的重復建設，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下到《中小學教師違反職業道德行為處理辦法》，國家對師德的主要問題和處理方式均有明晰界定，岳陽市看似多此一舉的背后，是不是對教育部和教師群體的集體“失信”呢?二是誠信檔案的管理邊界不清，部分涉及教師個人權利的內容被過度干預，當地教育部門以一種高壓的姿態層層布防，處處設限，利用行政暴力侵犯教師的個人自由。
對“法”的認識需要當地教育部門更加重視，任何條規都不能逾越法律，任何檔案都不能攜帶“私貨”，否則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失信，所謂“誠信”，就成了笑柄。
另外，誠信檔案的出臺，背后還有一種權力思維在作祟。這種思維，不但助長了權力部門的傲慢與偏見，還有懶政庸政之嫌。比如，就解決拖課、作業布置、教育評價等問題而言，必須遵循一定的教育規律和原理，絕不是念念“禁”字咒就可以根治的。而作為專業的管理部門，如果只能以非此即彼的方式來規范教師行為，那在管理的信度上和效度上，都將大打折扣。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思維方式試圖用條條框框約束教師，看上去保證了教學的正常進行，實則已剝奪了教師的自由。失去自由，教師就像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或者如卓別林飾演的流水線上的“鉗工”，被軟禁于一個叫做“誠信檔案”的迷宮中，他們的生活、情趣、活動將在一個同質化的世界中被“標準答案”統一，每天看上去都是新的，但只是在重復“昨天的故事”。
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誠信檔案?美國學者托夫勒著名的“第三次浪潮論”給出了答案，那就是它必須回到個人、回到具體生命的無限創造中。“大道至簡”，管理部門應在尊重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努力擺脫權力思維，最大限度給予教師自由，以自由孕育創新，以創新推動教育。要知道，只有“無為”(不亂作為)，方能“無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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